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⑦:3木牍考释——兼论“徐偃矫制”

<正>西汉初年采用郡国并行制,并未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学界对此曾有探讨,多基于传世文献立论,带有正统色彩。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出土的J7(7)∶3木牍,是一份申请获取通行凭证的文书,或为重新考察郡国并行体制的特性提供新的角度。J7(7)∶3木牍长约23.4、宽约3厘米,长度约合汉代一尺。正背两面书写,现将简文迻录如下(图一、二)。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

兔子山遗址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2013年5~11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益阳市文物处联合埘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古井16口、灰坑56个,灰沟7条、房屋建筑遗存9处。其中九号井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石器,建筑构件以及简牍等。简牍共780枚,其中有字简牍579枚,内容多为簿籍,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基层政府行政运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发掘简报

2013年5～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兔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11口古井中出土了简牍。七号井共出土简牍2392枚,其中有字简2302枚,无字简90枚。简牍多为木简,个别为竹简,削衣为大宗。形制包括两行、觚、楬等。该批简牍主要为汉初吴姓长沙国益阳县资料,亦有少量刘姓长沙国时期资料。内容以簿籍为主,另有私人书信和习字简。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的简牍,丰富了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的资料,对于研究汉初基层政府行政运作和西汉长沙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述略

<正>2013年5～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益阳市文物管理处联合对兔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1口古井中出土了简牍^[1],其中七号井(编号J7)出土简牍资料甚为丰富。现将简牍的初步整理情况简述如下。一基本情况J7简牍散乱分布于填土中,整理时根据出土层位,按出土顺序摆放。经过清洗、红外扫描可知,简牍共2392枚,其中有字简(含图形)2302枚、无字简90枚。无字简多为有字简留白的残断部分,若可与有字简缀合仍归入有字简,无字残段则计入无字简,另有10枚相对完整的素简(长约20厘米)。J7堆积分为12层,     

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的地域特征——基于地方志书的考察

地方志书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通过地方志书,可揭示出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浓厚的地域特征,诸如外来商人对广西城镇商业经济的垄断;以谷米贸易和圩镇贸易为主的地方贸易形式;商业经济发展的巨大地域失衡与波动等。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受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地理交通条件及人文社会因素的制约,也由此导致了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缓慢发展的总体格局。     

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

赊旗是清代河南著名商镇之一 ,但文献记载较少。利用该镇山陕会馆保存的碑刻等资料考察显示 ,赊旗的兴起约在康熙初年 ,清代中叶达到鼎盛 ,同光年间曾再度辉煌。赊旗不但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 ,也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同光年间汇聚该镇的行商、坐贾有千余家 ,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     

海宁硖石镇由军事重镇向经济重镇的演变——基于地方志书的考察

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宋以前为军事重镇。南宋定都临安后,受京城辐射的影响,逐渐向经济重镇转变。元至正年间（1341～1353年）,硖石首“设税务,隶巡检司”,开始课税。明时先后设硖石巡检司和管理水上交通的硖石河泊所,经济地位已经超越了军事地位,经济规模超越了时为县治的盐官镇。因硖石处于此地区水利交通枢纽地位,太平天国战乱后承接了东移的长安米市,从此步入发展高峰。清末民初,近代工业文明成果不断被引进硖石,硖石更加繁荣。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慈善与补赎文化——基于悔罪规则书文本的案例考察

悔罪规则书是流行于中世纪早期,教会用以定罪与惩罚的指导手册,其中对各种罪以及对应的惩罚方式做了详细的规定。慈善作为贪婪之罪的一种补赎方式,以及其他罪的代赎方式,相比于其他补赎方式更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体现在对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上,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于鼓励慈善行为和社会救济,其负面影响在于为教会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记录了明清赋役史的关键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掌握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以及鱼鳞册交易并逐步私册化的过程,通常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或语焉不详。透过这些赋役合同可以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易、税粮推收具有重要影响。万历清丈后编修的鱼鳞册,在官府和民众的推动下成为私册,甚至发生流转,往往被地方宗族势力保管、控制,并在清初的土地清丈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细节表明,在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重要职役的世袭、赋役册籍的私册化与土地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基于贫困户视角的乡村旅游扶贫满意度调查与测评——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

本文基于贫困户满意度测评对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扶贫进行研究,旨在调查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为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扶贫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提供借鉴。武陵山片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个特殊困难的集中、分散的地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牵头开展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的试点示范区。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出发,对乡村旅游扶贫满意度进行研究。     

“新史学”:从思潮到流派——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梁启超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整体、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等为基本要素所粗略建构的"新史学"范式,在"五四"以后并未被新历史考证学终结,而是得到继承、拓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梁启超本人的变化体现在思想资源获取途径以及中西文化态度方面,而非治史范式的转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沿着相似路径继续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广泛摄取西方学术养分,实现了新史学理论的二次提升。故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齐构成中国现代史学的三大干流,且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组织发展的历史境遇及生存逻辑——基于黔中J村“老协会”的生命历程考察

村庄治理是不同权力主体在村庄场域中的交互过程。改革开放后,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力量。J村个案显示,其"老协会"在21世纪前期彰显出独特的自主性和行动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后其自主性和行动力不断消解,最终被排斥在边缘位置,在村治中处于失语状态。民间组织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其可有可无,相反,扶持民间组织,重塑其公共性,是新时期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前提。     

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

神像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性文化符号,它基于神的观念而存在,是神在现实世界的象征和化身,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想象,在民间信仰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冀南洗马村供奉神灵众多,神像的种类也多样,它们的生产和使用能带来具体的社会功效,对乡土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基于三维扫描打印技术的馆藏玉器文物仿制及思考——以南京博物院馆藏草鞋山遗址出土玉琮的仿制为例

为实现文物价值的广泛传播,促进文物活化利用,博物馆需对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进行仿制。文章以南京博物院馆藏草鞋山遗址出土玉琮的仿制为例,对三维扫描打印技术在玉器文物仿制中的应用进行相关讨论,实践证明,三维扫描打印技术结合瓷器类文物修复技术应用于玉器文物的仿制工作是切实可行的。三维扫描打印技术极大地简化了传统用相近玉料直接雕刻加工或是用有机合成法、人工合成法仿造古玉的流程,打印好的文物模型纹饰清晰、精准度高,经随色仿古后可达较好的展陈效果,为文物的仿制工作积累了经验。     

千手观音造像主尊残损手型考证——以主尊4-7-S1、4-6-S1号手为主的初步考察

宝顶山千手观音主尊形象可谓是同题材中的奇葩.考察发现,在主尊形象中,以佛经为基础,在面数、手的数量、器物等方面较多遵循着佛典的要求.同时,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在布局、细节处理等方面,特别是通过以第4-7-S1、4-6-S1号手为主的初步考察,可见千手观音造像在巴蜀地区,甚至于国内的同题材作品中,具有自身独特的创造性特点.     

从兵役管区到身份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役应对——基于川省民国档案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威胁催生了国民政府《兵役法》的颁行,国民政府开始试行兵役管区制度。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国统区大面积国土沦陷和人力资源的丧失,原有的师团管区建制彻底被打破,战前预想的系统化的秩序征兵难以有效施行。为确保役政机关对及龄壮丁的掌握和防范民众逃役,国民政府推行国民兵身份证制度配合兵役管区制度征兵。此则反映出国民政府原有的兵役管区制设想局限于战前既有统治区的考虑,一旦原有的基础不复存在,只能依靠碎片化的及龄壮丁身份登记和清查来应对,此种支绌局面直至抗战结束。     

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妇女在家庭权力博弈中逐步取得优势,其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从家庭分工看,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逐步演变为男赚钱、女当家的普遍现象;从家庭权力的分割看,传统的夫唱妇随逐步转变为女人做主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变的身后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改变,血亲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姻亲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农村社会中的互助合作、人情交往、人际往来也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