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失败的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担任原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近七年(1985.3—1991.12),推行改革也近七年。改革一开始在构想中就是全方位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它“包括近期的和远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但经济无疑是发起改革者思考的中心。他在同一报告中强调,“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决扭转经     

加速发展西伯利亚生产力的经济效率

党和苏维埃国家长期的社会经济战略规定要加速发展其东部地区的生产力,提高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1978年春,勃列日湼夫来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视察,对执行有关综合开发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决定有着重要意义。1978年12月,在苏联国家计委扩大会议上,曾讨论了有关发展西伯利亚的生产力和加速采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学方案等重要问题。1989年6月,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召开了发展西伯利亚生产力的全苏代表会议,会上提出了各种详尽的建议。在讨论1981—1985年和在1990年前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进程中,和苏共二十六大都十分重视加速发挥国家东部地区的经济潜力问题。     

苏联的经济战略与生产力布局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苏共二十四大、二十五大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力图改变以往的粗放式经营,使生产逐步转向集约化的发展道路。苏共二十六大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在八十年代还将“始终不渝地继续实现自己的经济战略”,并进一步重申,实现“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苏联的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布局

一、科学技术对苏联生产力布局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着苏联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苏联提出国民经济由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的经济战略以来,把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都寄托于“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效率便成了苏联“全部经济战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进步又是提高     

海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基本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是现阶段海西州“三农”工作的总目标和长期任务。目前要着力采取八项措施:以村镇规划为龙头,认真做好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总体规划;实施“六大工程”,加速新农村新牧区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实施“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加速农牧业增产增效和农牧民增收;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增强农牧区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做好项目工作,为推动新农村新牧区经济快速发展打好基础;加速农牧民技能培训,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牧民;全面深化农村牧区改革,增强新农村新牧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切实尊重和突出农牧民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转变农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苏联改革六年来风云人物

米·谢·戈尔巴乔夫 1931年生,俄罗斯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农业专科学校函授班,1952年加入苏共。1970年起从事党务工作,1971年4月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11月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此后任政治局委员、掌管经济政策的中央书记和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发起“变革”,提出“新思维”。1989年5月当选最高苏维埃主     

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

赫鲁晓夫教育改革始于1958年。它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配套措施。1958年苏共中央举行9月全会,讨论和审核了《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即“七年计划”)。1959年1月27日苏共举行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七年计划”的报告,宣称从现在起苏联开始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七年计划”既是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又是按人口计算的产品“赶超”美国的关键部署。为了实现     

苏联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与当前对外政策的调整

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苏联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紧接着在同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又提出了政治性纲领——新党纲草案和经济纲领——下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     

试论新疆文化促进会及其历史作用

1933年“4·12”政变,盛世才窃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至1935年上半年已基本取得政权的稳定。他在苏共的协助下,建立了迎合人民意志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参与下制定了“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民平、清廉”的六大政策。经过数年战乱之苦、饱受战争灾难的新疆各族人民需要安定的社会局势,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在没有认清盛世才真面目的情况下也需要借助盛政权求得新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苏共及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节制帝国主义扩张与侵略的势力。文化促进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促进和发…     

苏联的区域经济学

近些年来,苏联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按地域组织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越来越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力布局和发展区域经济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复杂的区域性经济问题是苏联实现新时期经济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七十年代,苏联国民经济开始由粗放式经营逐渐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苏共二十四大提出的集约化方针和二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战略都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为主要内容的,而这个时期苏联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     

苏联的价格改革与区域经济效益的评价

随着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改革越来越引起苏联领导机关和社会上的关切,因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价格应当成为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积极工具。”这就是说,按要求,价格体系不仅应反映现阶段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实际状况。同时还应对国     

借西部大开发之契机繁荣地方志事业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就中西部大开发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处于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他特别强调：“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到了11月7日,在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上,中央正式把“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列为2000年经济工作八项任务之一,成为重中之重。     

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和平共处论比较

在1961年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和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和平共处政策分别被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一种国际秩序”载入党纲。显然,和平共处政策的这两种提法具有重要区别。那么,这两种提法各自包含了那些理论的差异?两者是否存在着继承关系?本文拟就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共处思想作一些比较研究。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从1957年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进行了大论战。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华。“和平过渡”之争1957年11月,邓小平随同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起草《莫斯科宣言》。邓小平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共中央将他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交给了中共代表团。邓小平一看,感到失望,因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其中,主要分歧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强调,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合法的议…     

以“四位一体”的全局观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

范洪涛在《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国家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变。第二轮志书编纂必须以“四位一体”观念从宏观高度来精心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领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和有分有合的新特点。以“四位一体”观念编排篇目,     

文史摘

毛泽东思想提出和宣传演变过程中的苏共因素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宣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共产国际和苏共因素。在抗战期间,因苏共出于维护本国安全而不顾及中国革命利益,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国际的解散则为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宣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948年苏南冲突后,鉴于中苏关系和解放战争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海洋开发

新世纪之初,科学家们一致认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靠。21世纪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新世纪,海洋拥有支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空间。2005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以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而开发海洋,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

本文认为,近些年俄罗斯出现的有关斯大林的评价和言论,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建立俄国“稳定”和“秩序”、体现“强国”和“铁腕”的符号来谈论的,并不是作为苏共的政治领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创造者和实践者来评价的。文章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的心理,民族的性格,强烈的大国情结,强国意识,以及苏联解体以来出现的国力下降、经济衰微、人口减少,和严重的社会民族危机等方面,对近来我国学界出现的“重评斯大林说”提出了质疑。文章对近年俄罗斯出现的某些怀旧情绪和对“第二个斯大林”的呼唤所作的解读是:俄罗斯实质上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