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阮荣春先生在《东南文化》第1—3期上撰宏文指出;公元三世纪前后,从中印度秣菟罗地区到我国长江流域,直到东瀛日本,存在着一条横跨三个国度的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由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到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直到黄河流域的“北传”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他将兴盛于我国长江流域,以秣菟罗造像风格为其特征的佛教造像系统命名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中日两国学者又先后数次投足长江流域,他们上入巴蜀滇黔,中穿三峡洞庭,下探禹穴山阴,沿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路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

这里统计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其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南方佛教造像传播系统,流传于北方或国外的实物,可明确为南方所造者,亦属统计之列,佛像以及受佛教影响的装饰器物,此处统称为佛教造像.迄今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已达146例,其中有些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更多的则是我们中日联合研究组经实地调查得来.由于我们的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所进行的几次调查主要在江、浙、皖、川、滇几地区,故这些地区造像所占比例较大,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尚待深入,和信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故上述统计资料,并不能反映南传系统的全貌.在140例造像中,31处有确切年代,最早的为云南大理市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墓出土的七件吹萧胡僧俑.(此七件遗像装束与吴地魂瓶上的胡僧俑完全一致)最晚者为纪年墓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水嘉7年出土的佛饰魂瓶.表明这个时期佛教造像已在由云南、四川至江、浙等地的长江流域兴起.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多元的,除了我们以前所说的滇缅道入长江流域和交阴或广州入长江的秣菟罗造像系统外,或间有犍陀罗系统的渗入.如四川绵阳出土钱树桩上的佛像头部似有犍陀罗束发式特征.与彭山、乐山等地出土佛像有一定区别.本表中对器物造型、风格未作分析,拟另文论述.传入中国的早     

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

近年开展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南方实际存在着一条佛教由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早期)传入的路线,即所谓“蜀·身毒道”.对此,我曾就有关的基本中料进行认真的考(?),感到有些问题还难于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它牵涉到此次讨论的根本问题——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途径,无法回避,故检要点质疑.一中国史籍最早记载蜀、身毒道并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其《西南夷列传》称:     

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部分瑞像的辨识

佛教造像中有些造像因其来历不凡或为帝王、名家所造,或有神奇的灵应故事等,被称为瑞像。随着中印交往的频繁,大量印度瑞像被带回中土并不断被摹刻和流传。四川石刻中有一部分这样的造像,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由于每种瑞像无论时间和地域如何变化,都保存了固定的来历和基本稳定的形态特征。参考敦煌等地的研究成果能够辨别出四川摩崖造像中这些唐代瑞像,它们约在唐初开始出现,流行于七、八世纪,可能持续到十世纪。从来源上看,和唐初到印度求法的僧人玄奘和出使印度的使节王玄策等人关系密切。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

佛教造像于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以及怎样兴起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由于大量石窟遗迹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近百年来中外研究者们皆把视点投在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丝路上,亦往往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此有关.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大量三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图版壹,1—5;图版贰,左下;图版叁,1、3),在风格上,明显受到中印度秣菟罗造像(图版贰,左上、左中、右上、右下)的影响,遂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     

四川早期佛教探源

中国的佛教一般认为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四川的佛教则是由汉中等地经广元传入,而最后终于大足。因为广元、乐山、大足等四川境内著名的佛教石刻造像均有源渊关系,并与北方的造像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四川的佛教石刻艺术除了此北传路线外,很可能存在着其它传入途径。其理由如下：首先,四川地区早期佛教石刻作品存在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佛教造像由北传入四川最早的目前所知为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千佛崖南朝造像以中段的“天成窟”造像为代表,其主像坐于宝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长目略呈矩形,鼻梁狭长…     

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的初步研讨

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的初步研讨四川钱币学会南方丝绸之路货币课题组秦汉时我国西北有一条“北方丝绸之路”,北方草原地带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西南则有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到缅甸、印度并进而远达中亚的商道,被称为“蜀─—身毒（汉代称印度为身毒）道”、“川滇缅印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的。曾被流逝的岁月湮没的南方丝绸之路,如今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研究这条曾在中华民族史、国际贸易史上长期起着重要作用的古道,研究南方丝绸之路货币,对于落实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发出的重开“南、北丝绸之路”的号召,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打通与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开发大西南,加快西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及对于开拓钱币研究的新路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最近,我们学会对四川境内南方丝绸之路线上的７个市、地、州和２１个县（市）银行提出调查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的要求,并组织人员沿南丝路的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这、一带出土的大量钱币及其他资料,并作了初步研讨。（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初步考证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所载张窍给汉武帝的报告。公元前１２２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臣     

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

佛教及佛教石窟寺是古代印度与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最能反映东西交流的文化及文化遗存。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自公元2～3世纪也开始了佛教艺术的创作。但在较长的时期内（1～4世纪）,中国内地的佛教艺术一直受印度的影响,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四川及南方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明显受到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影响。     

古道觅踪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从大渡河南岸的甘洛,经越西、喜德至自治州首府西昌市,有一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峡谷急流之间的古道,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关道。”灵关道北接成都,南连云南大理,越腾冲出缅甸而至印度,这是我国最早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成都至印度),因此,灵关道乃蜀身毒道的重要组成部份。(从成都出发,当时还有另一条经现在的宜宾到云南的古道称五尺道或称僰道,也是蜀身毒道的组     

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本世纪２０年代引起学界之重视，４０年代由于抗日战争需要而修筑滇缅、中印公路，许多著名学者认为此即张骞所建议开通之古道，对其后研究影响甚巨。其实这种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如果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缘起，张骞指求身毒国道之措施，《华阳国志·永昌郡》“身毒国”方位之考定，古时僧人求法路线之走向，佛教传入四川之途径，西南地区出土文物之分布等众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古代西南交通特别是它的早期，言川滇缅印道，不如言柯道与蜀交趾道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早期佛像输入中国的路线与民族化民俗化

本刊曾于1990年1—3期连载了阮荣春先生《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一文,文章根据近年来于长江流域发现的60条例早期佛教造像实物,联系印度、中国以及日本的有关资料,首先提出了“佛教造像先兴于南后盛于北,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已存在着一条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的观点,引起中日学术界关注。1990年底,由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日本龙谷大学学者联合组成的中日联合研究组对中国南方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调查,并先后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日本京都和名古屋召开了四次中日学术研讨会,不但使南方早期佛教实物由原来的60余例增至300多件;而且研究的范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内外研究或关心的学者也大量增多。为配合这项中日合作研究项目的开展,我刊曾于1991年第3期起开辟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前后两年,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南传系统”的研究是个全新的课题,是个跨国度的系统工程,要研究的题目很多,其中许多问题随着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间入正逐步理出头绪。目前中日联合考察调查工作虽已结束,但真正的研究工作尚刚刚开始。基于此,我刊决定继续开办“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专栏,不定期地刊载有关研究文章以及新发现的实物资料,热切希望关心本项目研究     

道像造型中的莲台及其它

《四川文物》本期发表的吴觉非先生《四川的道教石刻》一文,对于道教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系统的实物资料,并发表了若干有益的见解,是一篇好文章。本文仅就为什么在道教造像中会出现“坐莲台”、“穿道靴,立于莲台之上”和“头戴莲花形冠”的造型,以及大足石刻中出现三教神像共雕于一个石龛的造像等,进行探讨,谈点粗浅意见。要探讨道教造像中的     

巴中石窟开凿之背景

巴中是四川佛教摩崖造像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历史上的巴中处于关中地区与四川盆地联系纽带米仓道的要冲,历史交通对巴中石窟的开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隋唐两代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巴中石窟开凿兴盛的原因,决定了巴中造像的风格主要来自于西京,但也有少量河西传来的因素.     

试释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石刻造像

1984年《四川文物》第2期吴觉非先生在其《试谈四川的道教石刻》一文中,介绍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的石刻造像之后,有几位学者都曾谈及“三清古洞”的道教造像,但造像究竟塑造着道教中的那些神与仙,却各说不一。本文拟提供一些道书方面的资料,试释这些造像。     

桂林西山“菩提树像”考

桂林西山上有2铺造像,主尊结跏趺坐,身着萨尔纳特风格的袒右式袈裟,右臂戴臂钏,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通过文献与现存唐代该类造像的梳理与分析,推测桂林这2铺造像极有可能与王玄策及其带回的印度"菩提树像"的摹本有关,其造型也与印度的原型最为接近。造像粉本的传播路线应当是自王玄策出使所走的"吐蕃尼婆罗道"传至国内,经中原两京地区而到达桂林,而不是以前学者们认为的"南海道"。     

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试说公元10世纪时的印度“汉寺”

公元10世纪前後印度存在着一些“汉寺”,这是以汉僧为主,体现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特色的寺院。它们和中亚丝绸之路上其他汉寺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佛教向西流动的场景。如此宗教现象不仅在印度佛教史上,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麦积山石窟中的“曹衣出水”艺术造像

佛教诞生于印度,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偏好和选择,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中国化改造。在北齐时期,经宫廷画师曹仲达之手出现了“曹衣出水”式的佛像艺术造像。本文就麦积山石窟所涉及的“曹衣出水”式佛像造像略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