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謦之都考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以其随葬彩绘蟠龙纹陶盘和彩绘云雷纹陶壶、鼍鼓、特磬、精美漆器、玉器的奢华大墓和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城址而为学者们注目,表明其所代表的社会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就其发展水平而言,在中原地区除二里头外实罕有其匹。这一遗址,不少学者认为即古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笔者对“尧都平阳”说,初亦甚感兴趣,但经过二年的研究探索,认识到此说实始于东汉末年的应劭,年代甚晚,实不足信,而且如以陶寺遗址为尧都,按诸实情,实有种种不可能,兹略述如次：     

陶寺遗址家户考古研究

家户考古将社会基层生产生活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为分析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陶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居住址,是进行家户考古研究的理想资料。首先,从陶寺聚落内部结构出发,对该遗址的家户构成情况进行界定;其次,依据居住址伴出的遗物以及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资料,重建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在内的家户活动;最后,引入量化分析的方法,依据居址面积、遗物数量等对陶寺遗址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合理的评估。     

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

<正>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取得了许多新发现和新成果,陶寺遗址作为     

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

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１５华里的塔儿山西麓,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东坡沟四自然村之间,总面积３００余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临汾地区电业局承建的临东至闻喜２２０公里线路工程经过陶寺遗址,其中第８０...     

陶寺遗址的早期发掘

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九座贵族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鼋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钺、玉戚(圭)、玉璧、玉琮等都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确立了陶寺文化,建立了陶寺文化的标尺。     

陶寺遗址陶铃功能探析

根据对陶寺遗址陶铃的器身使用痕迹及出土背景分析,本文认为陶寺遗址发现的陶铃为悬挂使用的一种实用器,配合铃舌使用,是人类在移动中佩戴的一种响器,并非为乐器。陶铃出土地点同窑址的分布联系紧密,推测与制陶业的从业人群有关,陶铃很可能是陶器生产负责人身份的象征物,是一种不以原料、技术和装饰为依凭的特殊权威物品。     

陶寺遗址鼓磬组合及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音乐文物的初步研究,可以判断在陶寺文化早期大墓中很可能存在着固定的鼓磬组合关系,即鼍鼓2、石磬1、土鼓1。这一组合已经成为当时墓主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具备了区分等级的礼乐功能,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在陶寺文化早期已经初现端倪,这对中国礼乐文化的溯源和内涵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陶寺文化的鼓磬组合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1000多年后的殷商时期,也作为礼乐器组合随葬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而且在制作技术上比陶寺文化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     

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

我国上古史上,在夏朝之前,是《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唐尧、虞舜时期,已进入“五帝”时代了。关于“五帝”的历史,过去直至今日,仍有知名学者认为是传说乃至神话,采取了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他们只承认商代才是信史。现经考古发现的一批遗址,可以补充古史资料,也在逐步成为信史了。近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公布了新的夏、商、周年表,确认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年代就是夏朝年代。但是,该遗址至今尚未见到文字的直接材料,也未发现城址遗迹以及带有标志性遗物。如果是个学术问题,仍有研究的余地。考古研究的另一个任…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正2015年12月12日,考古界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社科院考古所,"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学术研讨会举行。本次研讨会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千米处,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陶寺遗址石器生产的产能分析

本文根据陶寺遗址石制品复制实验的结果,结合一个陶寺晚期灰坑中发现的2万多件变质砂岩石片,对陶寺遗址晚期的石器生产的产能进行了估算。首先根据复制实验中的变质砂岩石制品的打片和制坯速度,推算出这2万多件石片可能是245件石坯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然后根据陶寺遗址石器的出土情况,分析了陶寺对石器的消费需求。最后将推算的石器数量与陶寺普通居址区2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的石器数量相比,认为陶寺晚期变质砂岩石器的生产可能远远高于自身消费的需求,超出自身消费的部分可能输出到周边遗址,或许用来换取陶寺自身发展需要但供给不足的物资。     

侯马西阳呈陶寺文化遗址调查

侯马西阳呈陶寺文化遗址调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西阳呈村位于侯马市的西南方向,北邻浍河,东北距牛村古城约５公里,其西距西南张祭祀遗址约２公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侯马市博物馆曾多次调查该遗址①。１９９３...     

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陶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和宏观聚落形态的考察表明陶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王者的雏形很可能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已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这一时期,文明社会初步形成。     

陶寺遗址出土多璜联壁初探

多璜联壁主要出土于晋南陶寺文化、晋陕北新华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其形制特殊,分布相对集中,年代相对单一,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龙山文化时期晋南地区首先创造性的发明了多璜联璧这类独特的玉器种类,之后北传至陕北,再通过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等新华文化与齐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或文化扩张进而向西传至齐家文化分布区。多璜联璧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功用有别,在晋南主要是佩戴饰物,而在齐家文化中却多与祭祀相关。     

陶寺遗址出土石器的微痕研究

微痕是石器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细微使用痕迹,包括线状痕、光泽等,可以说明石器的加工对象和作用方式,为石器功能研究提供较为直观的证据。本文通过对自制石器加工不同对象的模拟实验结果的认识,再对陶寺遗址石器的微痕进行观察,进而判断石器的功能。     

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的重大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它不仅是中华文明历史的开端,开我国灿烂“青铜文化”的先河,也是亚洲和     

从陶寺遗址看“唐伐西夏”

"唐伐西夏"一事见于多种传世文献。此处的"唐"、"西夏",即陶唐氏、夏族。"唐伐西夏"发生于大禹之时,地点在陶寺遗址,最终以夏族的失败、陶唐氏的胜利而结束。战败的夏族迁往晋南夏县一带并以安邑为都。获胜的陶唐氏赶走夏族后,因陶寺残败无法继续为都,便又返回"大夏"之地。     

河南新密市黄帝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黄帝宫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新密市东刘寨乡武定湖及其黄帝宫附近,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是该遗址的鼎盛时期。黄帝宫是传说中黄帝练兵讲武的地方。这里的仰韶文化遗址,或许就是黄帝氏族活动的重要聚落之一。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本文采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对陶寺遗址出土的74件泥质陶器样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出土于遗址不同功能区的泥质陶器在原材料的使用或制作工艺上存在差异性,这或许表明了不同阶层的人所使用的泥质陶器也是有差别的,已经有了贫富贵贱之分。     

试论传说时代历史重建的方法论——以陶寺遗址考古实践为例

传说时代包括史前和原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史实素地可以被考古资料真实地、片段地记录,而相关的古史系统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利用既有史实构建的。因此,不论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还是文献考古法,都不可避免用考古资料与古史系统对应的不对称矛盾,需要方法论的创新,即以考古证据链为主股,配合文献证据链股,辅以人类学证据链股,拧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三股证据链绳",去探索史实素地,重建传说时代历史。陶寺遗址考古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论的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