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传统墨学

梁启超作为近代墨学复兴的领军人物,就传统墨学的时代价值及其深刻内涵做了系统发掘和梳理.梁启超研究传统墨学的现代意义是:第一,复兴传统墨学,意在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短处,以求与世界学术发展同步;第二,复兴墨学,是对孔子儒学至尊地位的挑战和否定;第三,传统墨学的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可以成为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塑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

墨学曾为先秦显学,西汉以降湮没无闻,但在19世纪重新显露并渐趋复兴.详究此中原因,除西学东渐、社会变动等外缘因素之外,墨学在近代的重振还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制约.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及儒学正统地位在近代的衰落,不但为近代墨学复兴提供了起点与机遇,而且影响着近代墨学的治学途径和风格.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立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广为宣传和大力扶持,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启超与近代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在近代图书馆事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以此,结合梁启超的图书馆实践,从文献学、图书馆学方面论述了他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的杰出的贡献。     

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系统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并在近代中国最早赋予“民族”一词以科学含义。梁氏关于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创见,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动态的可变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偏见,将国内各民族置于平等地位。他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学术文化发展乃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伟大作用,并将各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回。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梁启超与近代墨学

近代墨学复兴酝酿于乾嘉时期,兴起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达到空前繁荣。墨学与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兴盛构成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梁启超曾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梁启超与近代古学复兴思潮尤其是墨学兴盛密不可分。     

梁启超股份制经济思想浅析

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对股份制经济的认识更有许多真知灼见。他把对股份制的认识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同他的政治改良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股份制经济思想。他在法治、责任心、国民素质、企业能力以及建立金融辅助机关等方面对股份制的阐述,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新闻人,他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的新闻思想以戊戌政变为界分析,可看出两种不同的思路及特点。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的整理问题

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属于生前未完之作,死后由人整理出版,但其章节的编排存在问题,本文对其整个卷章结构进行了还原。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