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公子”之陈三立的糊涂生活

陈三立,晚号散原老人,清末“四大公子”之一,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清末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的儿子,近代诗坛大师,诗风自成一派,人品高风亮节,为世所重。但此老的日常生活,好些人提起来,都当作笑谈。     

“三坊七巷”——福州城的掌上明珠

我不是福州人,也不住在福建,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使我对福州的“三坊七巷”深深眷恋。不能忘怀。1998年至1999年间,我参加了福州市博物馆新馆的陈列布展工作,根据总体设计的需要,我们在历史展厅中复原了一组福州名居——“三坊七巷”古建筑的模拟体。为了真实而又艺术地再现古建筑的风采,我常常一个人背着相机和速写本走街穿巷,踟蹰徘徊……     

“三线”建设与地方社会变迁——对六盘水地区的考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三线"建设在六盘水地区大规模兴起,使偏僻落后的六盘水从区位边缘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地区,推动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六盘水单一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的经济结构,极大地促进境内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家族传说·村落历史·族群关系——山东省莱阳市小姚格庄口头传说的“在地化”探讨

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民间传说向来受到民间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对于民间传说,若仅仅是从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角度展开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所言：“（民间文艺）研究角度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但可以从民俗学、民族学、民族史、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角度去对它进行研究,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抗战时期的萧县纸币——暨“豫皖苏边地方银号”伍分券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5月日军集结大军围攻徐州,18日萧县失陷,19日国民党军队弃守徐州,向豫南,皖西地区转移。徐州地区沦陷后,各种武装趁机蜂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     

物品与节日时空——以一个梅州客家村落的“过年”为例

民俗学研究传统注重民俗仪式、过程、事件的描述与研究,对其中的民俗物品往往视而不见,民俗物品湮没在事件、仪式、过程的描述之中,被看作孤立于事件、仪式、过程之外,与事件、仪式、过程的整体没有关联,是不具有民俗意义的自然之物。在民俗志写作中,学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人们表演的仪式与信仰,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m）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一位改革派地方官员对“宜黄事件”的思索——对话宋亚平

“我第一次当官,是为了仕途。第二次当官是为了‘过把瘾’。”宋亚平说这番话时安之若素。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     

关于地方通史陈列提升改造的相关思考——以“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为例

地方通史陈列是一部全面展示地区发展进程和成就的物质文化史和视觉史。近年来,随着策展理念转变,通史陈列在馆藏文物与叙事重点之间、主题思想与展览语言之间、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诸多难点,如何进行突破性改陈是地方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山东博物馆针对此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打破固化思维,强调首创精神与个性化的呈现,在叙事体例、展厅规划、展览内容、展示方式等环节进行全方位创新,以期探索地方通史陈列的更多模式。     

一部展示“文献名邦”特色的区志——浅谈《城厢区志》的地方特色

与新千年一同诞生的《城厢区志》是展现历史文化名城莆田市城厢区历史与现状的一部力作。和省内其他县(区)志比起来,120万言的篇幅似乎少了点,但它以简明扼要著称,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好志书,该区志地方特色尤为突出。志书开篇第一段“城厢区,别称荔城,为莆田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民主秀”？——两位政治学者的观点撞击

10月15日下午．两份PPT在“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不经意地重叠交集,交集出的同一观点深深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关注。     

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以珠三角宁村为个案的分析

珠三角都市化村庄的地方性时间在工业化、都市化过程中发生巨大改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时间"制度。这种时间制度在仪式节庆和文体娱乐等公共生活中得以清晰体现,并塑造出独特的地方社会生活节奏。生产方式变迁、当地民众对意义的追求、"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等都在地方时间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地方大族与城市政治中心的确认——以清代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说为中心

寺观在古代社会向来是彰显王权的重要场所,在地方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以清代为例,名刹古观多为帝王巡幸的重要场所。帝王驻跸及赐额封赏等又使得这些寺观名显一方,甚至成为区域社会崛起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的家族势力或杜撰,或夸大“康乾驻跸”的说法,对寺观政治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种现象的背后暗藏着国家与家族共同利益的诉求,入清后苏州玄妙观在城市空间内政治地位的提升即为我们探究此种现象提供了有利视角。     

想象与流动：“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与地方意义建构——以凤凰古城短居旅游者为例

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使流动性研究不断关注各种流动现象以及流动背后所建构的意义。文章聚焦于短居旅游者这一特殊的流动类型,以凤凰古城为例,基于流动性视角,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短居旅游者在流入地的地理想象与表征、旅游实践和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发现：(1)短居旅游者“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想象与表征,以及旅游实践中对地理想象的践行两个途径实现。(2)短居旅游者通过个人经历对想象的凤凰古城加以实践,并通过异域体验和梦境追寻来实现旅游实践。(3)“流动与想象”的双重介入下,以及对“第三空间”旅游体验的践行,短居旅游者所建构的地方意义包含两个关键维度,即短居旅游者将凤凰解读为“边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以及反身性思考下的自我诠释的过程。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流动性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对理解短居旅游者行为特征和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