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都志》与《承天大志》纂修考述

明代嘉靖时期纂修的《兴都志》和《承天大志》,皆是记载嘉靖帝龙飞之地——安陆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志书。《兴都志》由顾磷负责,因其体例不妥、记载不当而见废。《承天大志》先后由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张居正等任总裁官,迎合嘉靖帝的心意,纂成后得到大力褒扬。由于嘉靖帝的特殊身份,导致两志书的不同命运。而《承天大志》纂修过程中众阁老的参与,更是渗透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     

陈宏谋的方志学思想及乾隆《湖南通志》的纂修

清代贤吏陈宏谋曾为多部地方志书作过序文,还撰写了数篇与志书纂修相关的文论、信札等,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方志学思想。陈宏谋认为建置的变革、前志的不足以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促使新志纂修成为必要。在地方志的纂修原则上,陈宏谋要求志书材料“须有切实按据”,以朴素的语句“慎重传言”;陈宏谋对志书的详略安排尤为重视,主张“详近略远”“详善略恶”,县志→府志→通志→统志,由详至略;他还强调新志的纂修应增加特色内容的载录。实践上,陈宏谋在湖南首设志馆,聘请“有史良才”,广采博咨,年余纂成首部《湖南通志》,在湖南方志纂修史上具有开创之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刘沅与成都武侯祠

刘沅是清代四川有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主持了清道光年间成都武侯祠塑像的调整,在祠内刻建了大量的碑碣,并有《明良志略》等有关武侯祠的作,还积极关心当时在成都西郊所发现黄忠墓的保护。在他的影响下,一百多年以来其后裔都非常关注武侯祠的物保护,并积极出力。     

评郑献甫《象州志》对人物的记载

清代著名学者郑献甫纂修《象州志》重视人物入志,记载人物众多,把人物放在全志突出地位,注重记载人物的实绩,让志书发挥教化作用。但也有不足之处。     

试论元明清《一统志》的思想内涵及纂修方式

中国一直是多元发展的,如何“一体化”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的元朝,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困境,以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治理国家,以《一统志》纂修为标志,建构正统的合法性,并力图把新纳入版图地区通过编纂志书的方式合法化。《一统志》与其他官修史书一起,通过官方书写的方式,确立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跃升。明清两朝对“大一统”亦有自觉追求,分别纂修《一统志》。《一统志》纂修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官方编修,场馆、经费、人员有保障,且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质量。     

杨德周《玉田识略》研究

晚明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私修志书,杨德周《玉田识略》是其代表之一。此志刊成于崇祯七年（1634年）,而不是崇祯六年（1633年）。至于纂修之因,主要是受万历中叶正史纂修、地方人士积极修志影响。《玉田识略》是研究明代古田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杨德周治理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收录了作者本人不少诗文作品。《玉田识略》给人的启迪是,私修志书可以不求全,且以文献为主,像这样有个性的志书不嫌多。     

《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

《明光宗实录》和《三朝要典》是明代天启年间的两部官修史书,纂修于明末党争激烈的背景之下。《明光宗实录》经过改修,其初修本与改修本反映了力求直笔与肆意歪曲两种不同的撰史态度。《三朝要典》的编纂则与一系列的私史之禁联系在一起。     

成都武侯祠民国时期纪事

清道光九年纂修的《昭烈忠武陵庙志》十卷,对清代及其以前武侯祠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而民国时期武侯祠的驻军,游览、举行公祭及它情况,则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资料,如邵祖平《成都名胜访问记》、郭祝崧《成都胜迹导游》、《成都春游三胜》及当时的报纸《新新新闻》等。     

略谈乾隆《太平府志》

乾隆《太平府志》是民国以前太平府地现存卷数最多、篇幅最大、纂修也较翔实的一部官修志书,它具有编排合理、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等特点,对整合该地旧志、保存史料、丰富方志体例有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三种《永定河志》的历史地位

清代,有三次纂修永定河志,分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朱其诏、蒋廷皋二人续修《永定河续志》。其中,陈琮纂修《永定河志》为第一部永定河志。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十九卷,卷首一卷。李逢亨编纂《永定河志》三十二卷,卷首不分卷。朱其诏、蒋廷皋纂《永定河续志》十六卷,卷首不分卷。这三种永定河志开创了永定河专志的先例,是清代水利专志一个典型的范例,其历史地位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