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麴氏高昌,随即在吐鲁番之地施行邻保制度。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西州邻保组织积极配合里正等基层官吏按比户口、访捉逃户,承担逃亡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并在司法案件中成为重要的征询对象。此外,西州也存在由亲属代承课役、代输税钱的情形,表明连带范畴进一步扩大。邻保制为维护西州有效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施的前提是6世纪初期"内徙断念"后吐鲁番地域认同的增强。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农村高利贷问题与土地的流转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农家的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旧式金融机构已经衰败、新式金融机构尚处襁褓,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信用缺失,高利贷肆虐其阃,占农村借贷额的70%左右.不愿变卖田地的农家,只能以土地为抵押,举借高利贷,没有失去土地,却向着变卖土地迈出了可怕一步.借贷用于生产投资的些微,利率的高昂,使举债农家还上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生存,以抵押为基础,将田地进一步活卖给高利贷者,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产权.田赋之外的捐税、借款的消费倾向、高额利率,使农家无力赎回活卖的土地,不得不进一步绝卖,最终失去了土地产权.大致0.51%的土地流转率,单向度的土地流动,说明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土地商品化程度不高,仍处在前市场阶段.     

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

所谓唐朝前期的河北军事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可以概括为河北地区的府兵问题。该问题不仅涉及对河北地区的府兵制理解,还涉及唐朝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是研究唐代军事制度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陈寅恪、唐长孺等多位先生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但是直到今天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答案。研究者多从府兵制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本文认为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文从唐代军事制度演变的视角观察河北府兵问题,在新资料的支持下,特别是由于不再局限于府兵制度的考虑,提出一个新的解释。     

试论唐前期的私铸问题

唐代,是中古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先行阶段,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货币问题对整个社会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唐代的货币形态,主要是铜钱和布帛两种。布帛作为代表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汉唐之间曾长期发挥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

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严耀中唐前期武力之强大当有多方面原因,然与其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降各朝军制中的优点亦密切有关,而建立军府学官及军事教育体制则是其中之一。唐前期的军中教育是由军府学官制所体现的儒化教育和由专人实施的武学教学二个方面构成。下面试述之,以求...     

唐前期洛阳天津桥的政治空间

唐前期洛阳城内"斩"与"枭首"的地点有"天津桥南"、"都亭驿前街"与"市"三类。与"都亭驿前街"、"市"发生的"斩"杀事例相比,天津桥南"枭首"最为特殊。这表现在行刑方式、被枭首者的特殊身份以及行刑场所三个方面。唐前期天津桥周边成为了皇帝与官员、民众进行接触交流的政治空间。通过枭首于天津桥南这一"仪式性"的行刑方式,皇帝与官员、民众的意志在此政治空间内接触交流,影响着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     

试论唐前期东北的契丹蕃将

唐前期在东北的契丹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契丹蕃将来控制契丹族众,是一种蕃将管理体制。对契丹蕃将的管理主要有赐姓册封、入朝宿卫和充质、赐婚尚主等手段,来用以对契丹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了唐代藩将的汉化,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     

唐前期的文儒与吏能之争

"文儒"一词自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推演而来,为能读诗、言礼、出使专对之理想儒者形象,惟孔子述而不作,文儒之文意指典章之学.东汉王充首以"文儒"连用,一改孔门"述而不作"之训,反对世儒步武圣贤之说、多无新作而又轻鄙著述的保守心态,强调儒者当文笔与经义两长,既别于固守章句之老儒,复自异于长于案牍之文吏①.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唐代赋役制度云:“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关于唐朝租、调、役的征敛对象与数额,《唐六典》与《唐会要》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唯独对于杂徭,却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阐述。两唐书《食货志》与《通典·食货》记唐代前期赋役制度,更是仅及租、庸、调、户税、地税,而不及杂徭。由于上述史籍对唐代的杂徭制度语焉不详或略而不提,故今人对唐代杂徭的认识也就颇多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杂徭的法定役期比正役长,杂徭的服役对象也比正役广泛。笔者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正与此相反。以下试论之。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均田制

均田制是我同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以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依据,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唐前期凉州境内羁縻府州的兴废

唐代前期,由于边疆政治局势不稳定,吐谷浑、西突厥、铁勒诸部先后迁入河西,唐朝设八个羁縻府州以统之。其寄治区域与隶属关系比较复杂,传世文献记载不一且语焉不详,而随着近年来九姓铁勒首领墓志的出土,一些羁縻州的存废渐趋明朗。八个羁縻州一部分属新设置,另一部分则是从漠北侨置于凉州。安史之乱前后,这些部族陆续迁出河西,其羁縻府州的建制也因此撤销。     

井田学说与小农经济下的均田思想和农地产权

井田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引起过长期争论.井地制不等于井田制.井田学说的中心点是均田,井田制以并田学说定位,同时必须包含均分土地、私有产权、规定税率三个要素.中国古代私田的普遍化是通过国家政策得以实现,而这个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又是由孟轲恒产论和"必有圭田"说从根本上做出解释.私人占田到一定时期,就出现土地兼并,导致占田不均.解决占田问题的措施有限田令、均田令、王田令等,提出的方案如农地自耕农化等.农地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围绕着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它又涉及两个不同问题.一是就业人数与耕地面积的关系,二是生存人数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

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周边地区新发现一批唐墓壁画,如西安市长安区唐贞顺皇后敬陵壁画和长安区郭庄村唐墓壁画、渭南市崇凝镇唐墓壁画等。由于盗掘等原因,其中有些原墓葬已不存,仅余壁画照片,内容包括仕女图、高士图、乐舞图及独立的山水壁画等。这些图像虽然失去了完整的历史环境信息,但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唐代社会史、美术史、物质文化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

唐朝于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后 ,采用分建羁縻府州的措施以安置归降的东突厥部众。羁縻都督府的置废过程可分作前、后 2阶段。前期 (6 30— 6 4 6 ) ,共置 6府 ,即定襄、云中、顺州、州、化州、长州 6个都督府。后期 (6 4 7— 75 6 ) ,维持 4个都督府 ,即定襄、云中、呼延、桑乾 4府。重点论证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北开、北宁、北抚、北安 4都督府实际是顺、、化、长 4都督府的前身 ,换言之 ,后 4府实乃前 4府的更名和延续 ,并非同时存在 8府。化、长、 3都督府故地分布在“河曲”地域、顺州都督府故地则在燕山之北的大洛泊附近。定襄、桑乾 2府故地分布在“碛南”呼延谷以东的草原区域 ,云中、呼延 2府则分布在呼延谷以西的草原地带。 4都督府延续至天宝末年 (75 6 )而解体     

敦煌寿昌县的废置与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

本文将敦煌文书与正史记载相结合,首先论证了沙州寿昌县几番废置的历史背景和缘由,认为寿昌县的废置与唐的整个西域形势息息相关,且二者又可彼此参照,印证出该时期各民族在西域纷争的历史;其次论证了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统治情况,认为在唐前期至建中初年的一百多年里,该地区除几度短时间沦陷于吐蕃和藩属于吐谷浑政权外,大部分时间在唐沙州寿昌县的控制之下。     

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

本文通过爬梳墓志材料 ,结合历史文献 ,对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屯田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与唐前期相比 ,后期本区军镇的生产性质明显加强 ,出现生产与防御并重的局面。除军镇屯田外 ,本区还存在以民户为劳动者的非军镇屯田——民屯 ,但以军屯为主。后期本区屯田的地理分布 ,北边一线西起文德县的雄武军 ,中经妫、檀、蓟诸州 ,东至平、营二州 ,南至涿州。在此区域内 ,屯田分布的特点是 ,妫、檀、蓟、平、营诸州屯田生产明显高于民间耕地水平 ,幽、涿二州民间农业生产高于屯田。这种地域分布特征的形成有其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后期幽州节度使的士兵主要来源于本管州县 ,军镇屯田的劳动者为来自军镇附近的土兵。土兵长期屯田防守 ,在屯田之所有了田地住宅 ,世代定居下来。部分屯田土地转变为土兵的私有土地 ,军镇屯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     

郑州地区发现的几座唐墓

1990年以来.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陆续发掘了,一批唐墓(图一),现将在郑州市区及上街、荥阳等地发现的唐墓介绍于后。一大岗刘唐墓 (一)墓葬形制土洞墓,平面呈铲形,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方向190°(图二)。墓道平面为梯形,竖井状,长2.9、北宽0.84、南宽0.38、深6米,在墓道北端底部发现半段鎏金铜尺、1件残瓷碗、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