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

论文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华侨民族主义的跨国互动之于中国社会政治的意义。认为没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华侨的革命参与。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形成息息相关。孙中山一生所致力的跨国的政治实践,其意义在于促成了祖国政治的根本改变和进步;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在这种政治动员的推动下,实现了他们的本土回归运动和祖国改进计划的愿望。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试论20世纪初东南亚日人对当地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 ,日人依靠其政府扶持迅速崛起于东南亚地区 ,这一切对当地华侨民族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 ,日人在当地待遇的改善更加凸显出华侨地位的不平等 ,刺激着华侨不断抗争 ,向日人看齐成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和奋斗目标之一。其次 ,日人的崛起历程犹如一个参照系 ,使华侨切实体验到一国的强大对其侨民在海外发展的积极意义 ,推动着他们为中国的强大而奋斗。最后 ,一战期间 ,日人在当地的经济扩张威胁到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 ,为此 ,广大华侨高举民族主义旗帜 ,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与日人展开斗争     

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

针对学术界对华侨联合会研究文章不多的现状,分析了华侨联合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阐述了其在民国初年团结华侨积极参加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活动。争取华侨权益,以及对民初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历史功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团结海外华侨,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     

知识分子参政模式的重塑——梁启超对民初知识分子参政影响管窥

章认为,梁启超是知识分子参政传统转化的过渡性人物之一,他自己的参政特点表现了新旧相间、新的取代旧的趋向。由于梁启超巨大的个人声望和激荡人心的笔,他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参政行为,成为知识分子参政传统现代转化的承上启下的中间人物。具体说,梁启超启迪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给他们开拓出新的参政方式,为其确立了新的参政态度。     

社会动员视域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抗战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

论文以民族主义理论为视角,在梳理战时侨刊乡讯及华文报纸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话语分析法,考察了战时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在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动员华侨援助祖国抗战过程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努力争取华侨支持,积极通过侨刊乡讯、华文报刊、侨社公共活动等方式阐发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利用领土、主权、人民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理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侵害,积极构建华侨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又运用华侨与祖国间存在的血缘、历史文化等纽带,塑造华侨的祖国认同,将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整合到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中来,夯实华侨抗战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租界时期鼓浪屿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与华人参政格局的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逼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两方列强蜂拥而至,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并于1903年5月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从此时开始至1945年中国政府收回鼓浪屿,整整42年,鼓浪屿都处在工部局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统治之下,形成了鼓浪屿特有的租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这一期间,鼓浪屿的华侨华人社刚组织,议政参政,对提高华人在租界中的地位,争得并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百年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

本文从民国时期、1949—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时期,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拓宽和加深相关研究。     

两难的选择：建国初期的华侨婚姻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保护华侨侨眷利益的侨务政策与《婚姻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原则发生冲突。为了兼顾华侨与侨眷利益,相关部门谨慎探索可行途径,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但由于外交途径有限,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国内政治倾向的限制,也出现了顾此失彼等问题。     

建国后日本归国华侨的工作与生活——以《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一书为中心,结合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20世纪后期从日本归国的华侨留学生在国内工作与生活的情况,希望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历史与日本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早年美国的华社善堂与华侨的落叶归根

早年旅美华侨的“落叶归根”多是通过各自乡邑的善堂进行的。善堂常资助乡侨在有生之年买棹归国,或将死者遗骨捡运回国。后者要经过埋葬遗体、捡拾遗骨和运送回国的细致过程和严密组织,有时还要做好代还债务等善后工作。本文以《旅美三邑总会馆史略》的记载为例,反映早年华侨社团在帮助华侨实现“落叶归根”愿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烦难和时间的旷日持久。作者认为,实现“落叶归根”愿望过程的烦难和时间的旷日持久,应该是后来华侨逐渐选择“落地生根”的原因之一。     

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看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

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需从时代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两方面揭示其作用和意义。研究者尤其应当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从全球化的高度认识华侨华人问题,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广度研究应对机遇与挑战的现实问题,从科学本身所要求的深度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和侨务工作的规律性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与措施

本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华侨教育的全面管理和支持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华侨教育政策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     

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评价与反思

针对晚清非洲华侨政策的研究中几个争议较大或有所不足的问题,提炼出三个总体观点：客观成效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个体不能代替整体;招工费的具体分析。认为在对非洲华侨政策上,晚清政府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和进步性,如对主权的意识,对国际法的重视,对华民称呼的改变,部分出于对民生的关注而主动输出劳务,在外交上的主动争取等等。但限于国力和关注重点以及外交技巧上的多重束缚,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近代国内华侨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国内的华侨教育政策日渐具体,尽管许多措施还只是一纸空,没能产生买际效果,但已使华侨教育在国内教育系统中有一席之地,有了发展的明确方向和可资参考的依据。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