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介乎国体安危与华夷之辨之间——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态度辨析

本文以发生在万历末期南京和崇祯时期福建的两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为研究对象,将两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与同一时期士人反对天主教的文章进行横比,再以之与前後朝代官方反对民间宗教组织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纵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服从於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当政府认为其不危害社会时,可以容忍,反之则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是否文化异端的考虑。因此,虽然晚明政府对一个团体之社会价值的认定有很大主观性和偏见,但也不能认为晚明中国政府习惯於排斥外来文化和宗教。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六朝時期會稽郡的海外貿易——以古代中日之間的一條海上航道爲中心

《三國志·吴志》卷四七所載孫權遣衛温、諸葛直浮海求夷洲與亶洲史料中的"亶洲"當指日本,而"貨布"應是"貨市"之誤。早在東漢、三國時期,會稽郡與古代日本之間已存在一條海上航道,而當時的航海技術爲這一航道的存在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會稽郡爲當時中國南方地區銅鏡、瓷器、布帛、紙張等的重要産地,並且圍繞這些物資,有着活躍的市場交易。亶洲人來會稽的目的正在於此,他們的登陸地點當在會稽郡東部沿海的鄮縣和句章。而會稽市場上的人則對亶洲所産的明珠感興趣,雙方的交易推測以綿爲支付手段來進行。     

遼世宗朝史事考

遼世宗耶律兀欲在位不足五年,本文對世宗其人、繼位始末、天祿間遼漢周關係及其遇弒作了考辨。以往學界論及世宗朝史事,一般只關注兩點:其一,認爲世宗繼位及遇弒都是契丹傳統可汗世選的反映;其二,認爲世宗遇弒的直接原因是諸酋反對南征,因而將世宗、穆宗皇位之更迭視爲契丹由進取中原轉向草原本位的標誌。本文對這兩個成說都有所質疑,指出世宗繼位與世選無關,天祿間的動蕩以至世宗遇弒,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得國不正的直接後果。而所謂世宗死於南征的說法,是中原士人的附會,不能得到遼朝文獻的支持。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爲重點的闡釋

中古時期士族流動的歷史線索,經過史家陳寅恪、毛漢光等的持續研究,已經產生了豐饒的成果和許多有意味的結論。但流動的複雜過程以及其中的許多細節,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來。本文借用"轉型"範疇,將新出唐初史學家李百藥墓誌銘與其祖父母碑誌和相關史傳資料進行對讀,試圖通過新出史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映證,對趙郡李氏漢中房支進行重新梳理,重點以喪葬地的改變來觀察漢中房支的流動及中央化進程,以期對中古社會和士族轉型有新的認知,對流行的"唐宋變革論"的起點也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通過李氏家族幾方碑誌的比較,還抉發出中古時期大族家風家學的一些與衆不同處,文章並對李百藥的文史著述作一點新的評價。     

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

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呈现出诸多转向的迹象。面对如此巨大变动的挑战,势必引发生活在这一时代知识人的回应,甚至不乏惊诧之感,将诸如此类的变动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在正统人士看来,明代中晚期堪称"妖魔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却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风貌。     

明代中晚期南赣巡抚辖区及职权演变——以广东平远设县争端为中心

明弘治年间朝廷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加强对南岭山区的动乱治理。南赣巡抚下辖跨越四个布政司的广阔巡抚辖区,看起来辖区广阔,职权却为中央限制,施政常受阻碍。嘉靖末年,南赣巡抚为加强动乱治理与拓展施政空间,提议在邻省广东设立新县划入江西赣州府,此举立刻引起广东官员集体反对。虔粤双方此后围绕平远设县事宜展开争夺。以该次设县争端为中心,通过梳理南赣巡抚在明代中后期为了打破施政困局的种种努力,讨论明代中晚期南赣巡抚的巡抚辖区以及职权的演变情况。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安邦彦围贵阳城明政府解围后的善后措施

明朝后期,随着专制统治的日渐腐败,明王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日益尖锐,天启二年终于酿成贵州地区的安邦彦反明事件。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挟其侄贵州宣慰使安位起兵反明,率土司军队包围贵阳城。由于明政府推行＂重辽轻黔＂的战略,对安氏反明事件重视不够,导致安氏包围贵阳城达十月之久。1622年12月明朝调集大军驰援解围,使贵阳城终得保全。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Currency Issues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Excessive Issuance of Banknotes and Price Fluctuations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Period in the Late Qing

In the New Policies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wer had declined due to an expansion of power at the local-government level. After gaining the right to independently fundraise dur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local governments also obtained the privilege of issuing currency. Following a downward trend in China’s fiscal power, the issuance of banknotes by local government had become a noticeable problem.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meanwhile, was continuing to exp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involved as well as the growing number of banks being just two examples. Becau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cked strong supervision, the rate of issuance of banknotes by foreign banks thus gradually increased, leading to growing prices. In addition, this dispersion of financial power further boosted inflation. Since the Qing government focused on reforming its approaches to finance and strengthening its central role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reorganizing its banknote policy was its primary agenda. However, to a large extent, the policy was guided by the idea that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financial needs. Thus, the very limited effect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banknote-reorganization policy also marked the regime’s failure to bring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

明代是贵州逐渐建立王朝直接控制下地方流官政权体系的重要时期,但发展的过程却较为缓慢。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空间分布和运作模式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流官政权是在卫所制下逐渐建立起来,或者采取“军政合一”的流官政权形式,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渐进而漫长,这些决定了流官政权存在设置上的依赖性、政权体系上的不完善性、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等特点。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明代兵备道驻地选择机制探析——以郴桂兵备道为例

明代兵备道最初因弹压动乱而设,具备鲜明的军事特征。明中期后,为集中权力、增强对地方控制,明廷将兵备道与分巡道大量合并,致其于治乱之外渐具行政、监察等其他职能。目前学界将兵备道多驻于动乱或冲要之地归因于其治乱之职能,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忽略了兵备道本质上并非单纯的军事单位,而是重要的地方治理机构。以郴桂兵备道为例,梳理其由设立至嘉靖年间与分巡上湖南道的合并,再至万历时驻扎方案确定的过程,可知兵备道驻地选择与明廷地方治理策略密切相关。该策略转变下的兵备道职能拓展、巡抚间博弈等因素,对兵备道的驻地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