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浅谈汝瓷雅致艺术的传承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期,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在社会人文艺术的影响下,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追求雅致隐逸的生活。汝瓷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雅致生活的产物。宋代文人士大夫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且充实内在涵养与修为。这与现代人追求的生活美学与讲究个人品味的生活态度极为一致,亦与当今的东方美学主流意识不谋而合。本文对汝瓷雅致艺术的进行简要阐述。     

论“元佑学术”与“元佑叙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忽视对其基本细胞——家庭经济的考察。遗憾的是国内对宋代这个领域的专论尚付阙如,日本、美国许多学者对在宋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士大夫阶层及其家庭观念的兴趣颇浓,而对士大夫家庭的经济形态则顾及不多。本文试图勾画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轮廓,分析该经济体的运转状况尤其是再生产的实现过程,以期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出发窥探宋代社会经济。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从政精神——以范仲淹“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中心

范仲淹所云"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主要在于倡导士大夫做官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勇于任事,敢于担当。这是一种宋代士大夫为官从政的现实准则,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与处世精神。其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民族传统精神、儒家思想影响、现实社会促动以及特殊个性等内容。范仲淹的言论身行和人格风范在宋代社会广泛传播,直接影响周围一些文官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对改善当时的士风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当今社会,这种从政精神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初探

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大量存在 ,表现在宋代法律并不完全禁止买卖妇女 ,专制皇帝出于各种原因也加以支持 ,士大夫则把蓄妾视为“人情” ,因而到处都可见妓女的身影 ,并在各地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人口市场。买与卖的主体及动机各不相同 ,程序也相当复杂 ,从中可见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下降了。     

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

日本历史学家对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曾长期把他们看作是一种主要担负着政治使命的角色。远藤隆俊(EndouTakatoshi)发表于1994年的评论《中国近世宗族论的展开:士大夫研究的一个着眼点》(《集刊东洋学》,东北大学,1994年),虽然主要是围绕宗族问题来展开的,却对于到那时为止的日本学术界研究宋代士大夫的情况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在他看来,宋以及宋以后,承担起中国近世社会政治使命的人,主要就是士大夫。因此通过解读士大夫,我们就可以透视中国的政治结构。所谓士大夫,就其涵盖范围而言可以指两个人群。狭义的士大夫指这样一种人们群体,他们在…     

宋代的仿古玉

一宋代仿古玉的产生．价值及其影响 在宋代生产的玉器类型中,仿古体裁的玉器制作是一种性质比较特殊的门类。这类玉器的数量在当时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其制作性质和使用功能独特、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制作者除具备一般玉工的技艺以外,还必须拥有一定的历史玉器文化知识,使用者则主要是当时的权贵与文人士大夫。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读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著名旅日宋史专家、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研究员的《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版,下文简称《权力场》）是一部走向“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典范之作。该书虽名为“宰相故事”,却并非“故事”体的著述,而是一部有关宋代宰相的地地道道的学术专著。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北大核心CSSCI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宋代官吏的俸禄

在论及宋代官吏的俸禄时,以往史学界多存有一种误解,认为当时官员的俸禄都很高,并且经常以清代学者赵翼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这样一段近于夸张性的话作为佐证。 实际上,宋代官吏俸禄的高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这不仅表现在吏人很少吏禄,就是一般士大夫的俸禄也随官品之大小,差遣之有无而大相径庭,即使《禄令》所载的待遇,与实际收入仍有一定差距。根据笔者研究,宋代广大下级官员的傣禄并不高,有的则远远不足以养廉。这种现象往往在少数宰执、大臣高俸禄的掩盖下,被人们所忽视。为此,本文拟就两宋官吏俸禄的实际状况作些分析,并由此考察俸禄不足对官吏生活和吏治所产生的影响。     

汪曾祺我们时代的苏东坡

我一直很排斥给汪曾祺贴上“最后的士大夫”这一张标签。汪曾祺为什么会是“士大夫”,还“最后”?书画自娱?文人雅趣?讲求饮食?文笔出众?这些特色一来并非“士大夫”的必要条件,二来哪个时代类似爱好情趣的文人非文人皆层出不穷,哪儿来的“最后的”“士大夫”?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宋代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倡导社会变革,体恤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两宋社会在内忧外患中维持三百余年,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