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

正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不难发现其中为数众多的著名商董在经商致富的同时,均曾积极从事各类慈善活动。而揆诸浩瀚纷繁的慈善文献史料,也会屡屡看到记载商人们的活跃身影。各地善堂、善会等慈善团体中的主导者,基本上也都是商人。毫无疑问,商人与慈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从事慈善活动,虽主要取决于商人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与中国"重本抑末"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气不无关联。20多年前笔者在评介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中国商人阶层研究的新构架

中国商人阶层研究的新构架王振忠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日趋多元化,历史学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在社会史研究中,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商人阶层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革命因素,例应受到格外的嘱目。安徽师大...     

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这从商人群体自身财富力量的发展和因商人而改变的诸多规制可充分体现。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贵州商人阶层的崛起

作为近代社会的基础资产阶段,其主体构成是工业资产阶段,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但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以工业企业家的身份展现于中国现代化的舞台上的,在这个舞台上最先展示其身份的是商人阶层。就贵州而言,近代商人阶层的发育程度、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其身份的变化和走向,往往能决定贵州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商人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与贵州现代化的建设休戚相关。     

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

商人阶层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 ,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 ,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同时 ,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 ,经商致富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大多再次回流仕途。随着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 ,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商人与袁世凯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与近代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资产阶级的重要成份──商人与袁世凯政权的关系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商人对袁世凯当政时期几。关键事件的态度,从而厘清了商人与袁政权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并进而在历史考察的基础得出结论：中国商人低下的发展水平是商人阶层长期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的重要原因。     

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婚姻取向及其影响

近代早期是英国由农本而重商的转型时期．商人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变迁,不仅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婚姻取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关系密不可分。商人阶层内部以及商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贵族、乡绅之间的通婚,无论对商人个体抑或群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虽然反对政府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并且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但这些反应主要是在经济利益推动之下的权宜之计,而并非出于改变帝国内部关系的深远考虑。英国商人在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反应时,是以"不损害帝国主权"作为底线的。这种情况与英国商人阶层在英国政坛上缺乏足够的代表力量结合起来,限制了英国商人阶层在影响英国政府政策方面的效果。     

明代商人的构成

明代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经商意识空前活跃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 ,商人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明代的商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等级 ,这样就使明代商人的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下面就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作一略述。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皇族商人。皇族商人是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经营商业的。皇帝经商是通过开设皇店进行的 ,皇店由皇帝亲自经营或者由皇帝派专人进行管理经营。当然 ,由于操控国事 ,能够亲自经营皇店的皇帝并不是太多 ,但明武宗朱厚照却不时地亲自参加皇店的经营…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评《苏洲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

唐力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2月版,以下简称《苏州与徽州》)终于面世了,先睹为快,钦佩不已,特简略推介于兹.     

北洋时期江苏商人的捐税抗争

北洋政府时期的税制基本上是沿用了清朝后期的旧税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和封建性色彩,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引起商人的不满与反抗。江苏是民族工商业相对集中的地区,本文以江苏商人为代表,通过考察江苏商人的捐税抗争,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艰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

唐力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2月版,以下简称《苏州与徽州》）终于面世了,先睹为快,钦佩不已,特简略推介于兹。     

祁州药市的关东帮和山西帮

祁州(今河北安国)药市是近世中国集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于一身的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入驻药市的东北商人和山西商人,不同于其他地域商人,为当地药市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各自特殊的作用,乃至于祁州药市的历史命运都与所谓的"东北人的剽悍,山西人的算盘"密切关联。     

从《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看阿拉伯文化重商情结

阿拉伯人自古重视商业经营,按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阿拉伯人不是掮客便是商人。阿拉伯文学奇葩《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比例也在各类人物中占绝对优势,这源自古代阿拉伯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古代阿拉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优势使得《一千零一夜》成了一个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文化的重商情结。     

明代的边镇与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商人,与徽州商人并驾齐驱,被誉为明清时代天下两雄.山西商人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是由山西盐、铁、丝绸等商品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丝织业的发展,一方面所产潞绸需要商人去推销,另一方面当地蚕丝不足又需要商人去湖广、四川贩运供织造.商品生产是商人发展的前提,而商人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商人具有重要的作用.     

明代商人的社会参与

明代一些商人依托财富声望,于灾荒中赈救饥民,平素多有周乏济困、兴工营建之举,乃至制定比较完善的资赡规程,成为乡族间的实际主持者。他们顾念国计民生,还能通过建言顾问、领差任事、调停解纷等方式,积极主动参与地方及国家事务,不仅展露出较强的责任意识和现实关怀,且体现了其在基层社会所具备的某种程度的组织领导能力。在议策盐政与抵御倭患中,当时商人也有突出表现。总体说来,明代商人注重自身行事对助裨时务庶政起到的切实成效,丰富了利民益世的价值意涵,同士绅阶层一道承担起更多公共职能,双方构成密切关联的地方主要支配群体,传达出明代社会权力伴随既有体制的延续,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结构演进的可能。     

明清时期黟县商人研究概述

本文回顾了近三十多年以来黟县商人研究的状况,通过梳理黟县商人研究的资料,总结黟县商人研究的若干问题,认为应该在加大力度发掘新资料的同时,多视角研究黟县商人,积极为现代商业发展服务。     

新安商人的研究

本文第一、二、三各章,已在我室编印的《安徽历史学报》总第二期上发表。茲为尽快满足讀者研究的需要,特将本文续稿第四、五两章改在本刊登载。《安徽历史学报》已发表之一、二、三章目录及这次本刊发表之四、五章目录如下(全文未完): (一) 序言 (二) 明未清初物资流通的一般情况 (三) 新安商人的活动范圍与营业項目 (四) 商业資本蓄积的过程与经营的诸形态 (五) 新安商人与生产者和消費者的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