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食官监”陪葬墓墓主人探析

殉人现象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徐州的狮子山楚王陵墓、广州的南越王墓等。狮子山楚王陵墓墓道内发现陪葬墓1座,墓室内2座。其中位于墓道内陪葬墓未被盗扰,出土印文为"食官监印"的铜印一方。据此,发掘者及相关研究学者多将其称为"食官监"陪葬墓,认为墓主为负责楚王饮食的食官监。该陪葬墓出土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出土器物数量及组合说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等级地位,与"食官监"一职不甚相符。因此,墓主生前当有更高的职位。墓葬内出土一方无字玉印,玉印原应朱书或墨书官职名称,此印或能代表墓主生前最高身份。     

"曾姬无卹壶"器名补说

“曾姬无卹壶”于上世纪30年代,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中,共有两件。其形制为方口,有盖,盖有四“S”形纽,长颈,垂腹,方圈足。颈部附两虎形     

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

2010年4月发掘的白鹭洲战国墓M566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墓葬中出土一椁三重棺,以及铜器、仿铜陶礼器、漆木器及玉器等随葬品。墓主身份应不低于大夫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此墓葬的发掘丰富了战国时期皖西地区楚墓的研究资料,对研究安徽地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宣汉罗家坝巴墓发掘的几点看法

M33是一座等级比较高的墓葬,随葬品当中以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为主,铜器有鍪、釜、尖底盒、戈、矛、剑、钺等,陶器代表性的有尖底盏、喇叭口罐等,其次是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鼎、敦、壶、缶、簠、甗等水陆攻战纹铜壶为中原风格的铜器.综合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当为巴文化墓葬无疑.该墓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中的铜鍪风格为垂腹,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医学院、京川饭店等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形制相近,尖底盒多见于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钺为战国早期直腰式风格,战国中期以后的钺腰内束,陶器中的尖底盏小而腹浅,多出在战国早期的巴蜀墓葬中,到战国中期左右,豆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尖底盏,喇叭口罐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商业街船棺的同类器相近.从铜簠的形制看,为战国早期的特征,与当阳赵家湖楚墓第五期开始出现的陶簠相近,球形铜敦与当阳赵家湖第四期春秋晚期的铜敦比较接近,过去巴蜀墓葬中也有发现,如成都中医学院、金沙巷、新都马家大墓、绵竹船棺(M1)等,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铜缶与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出土的22号盥缶、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缶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缶形制相近,与淅川下寺春秋中期和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出土的缶有所区别,甗也近似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甗,综合分析,将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从张庄桥墓出土铜器谈“蜀西工”诸问题

从张庄桥墓出土铜器谈“蜀西工”诸问题郝良真７０年代初,文物工作者在邯郸市南效张庄桥村北发掘了二座砖拱多室墓①。其中,在一号墓出土了１件鎏金银铜酒樽;在二号墓出土了１件带刻铭的铜酒樽托盘和１件铜酒樽盖。三器现藏邯郸市博物馆。该墓出土的这三件铜器,均通体...     

新都战国木椁墓文化因素剖析

新都战国木椁墓(以下简称新墓)是目前四川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年代较早、规模较大、出土遗物较丰富的一座墓葬,它体现了多种文化因素,对于研究巴蜀文化与其相邻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墓葬出土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已发表不少文章,着重探讨了它与楚文化的关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对新墓是一座“比较典型的楚文化墓葬”这一观点,未敢苟同,并试作以下论述,以求教正。     

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

一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是考察墓主的宝贵资料。但是,由于财产转移、彝器易手的事情时有发生,随葬器物的原始主与墓主之间,便可能呈现纷纭复杂的关系,因而需要科学地鉴定和甄别。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就是这样一例。该墓所出青铜器器主,在已知的铭文资料中,约有三种情况:(一)七件升鼎器铭王子午、     

曾姬无卹铭文补释

曾姬无卹壶共两件,1932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中,两壶内壁均铸铭文5行,<集成>著录为9710、9711号. 两壶自出土以降,因铭文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学人关注.虽然铭文的释读今天已经基本上有了共识,但笔者感到个别考释还有探讨的余地.今采众家之长,间出己意,将该器铭文隶定释读如下,并就"宅兹漾陲蒿间之无匹"试作解诂,敬请方家雅正.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再考

关于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的身份,目前有五种观点,但是五种观点都有缺漏和不足。从墓葬的排列顺序、结构形制以及随葬器物等方面综合考察,该墓墓主应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     

舌族探微——1933年安阳薛家庄殷墓稽考

20世纪30年代,安阳薛家庄殷墓被盗,出土一批舌铭铜器,可惜这批铜器先后流散,至今分散于海内外多家博物馆,有的甚至不知所终.董作宾先生曾作<王孙舌考>一文,对此墓进行考证.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对薛家庄殷墓的墓主、出土铜器的时代、族属性质等问题进行稽考.     

西安南郊隋苏统师墓发掘简报

隋大业四年(609年)苏统师墓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韩家湾村。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砖棺床,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中随葬陶瓷器、铜器及一盒墓志等。出土了5件基本完整的邢窑白瓷,其中的白瓷深腹杯,杯壁最薄处仅1毫米,是迄今为止仅见的完整透影白瓷器。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

北洞山楚王墓未见标准四铢半两铜钱,故其年代下限早于铸行四铢半两的文帝五年;该墓出土印章非楚故县官员在葬礼中的赗赙,据地名为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前楚国所属判断,该墓早于此年。根据对狮子山、驼篮山的墓主及楚国世系考察,推测北洞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墓葬建于刘交受封之后,刘交去世后下葬。     

洛阳东车站两周墓发掘简报

2003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东车站清理了两周时期的墓葬5座,出土了铜器、陶器及玉石器等器物。5座墓葬分属西周早期和春秋早期。其中西周早期墓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春秋早期墓出土了以往只有大型墓才有的圭,值得重视。另外,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长期使用的痕迹,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组合,初步推测西周早期墓葬的墓主为殷遗民。     

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由于严重被盗而导致墓主身份不明通过与曹魏时期其他高等级墓葬的比较,结合墓主使用七钿蔽髻、赤色绶带、九旒旌旗的现象,推测西朱村M1为王侯级别墓葬;墓葬内出土有"银鸠车一"的刻铭石牌,证明墓主人应为儿童;M1墓道填土未经过二次开挖,可以确定墓主是同时入葬.综合以上证据,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西朱村M1为...     

山东枣庄徐楼村东周墓出土宋国青铜铭器考--兼论春秋时期滥国

山东枣庄徐楼村2座东周墓葬(M1、M2)共出土青铜铭器8件,其中M1出土6件,M2出土2件。根据铜器铭文内容考证,M1出土的3件青铜鼎和2件青铜铺是宋共公固嫁其女儿叔子于滥国国公宜脂所作的媵器。M1、M2为夫妇异穴合葬墓,M1墓主人为宋共公固的女儿叔子,M2墓主人为滥国国公宜脂,这2座东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滥国的地望、滥国的发展历史以及宋、滥两国政治关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宣汉罗家坝遗址M33的年代与墓主社会地位

宣汉罗家坝M33是一座典型的巴蜀文化墓葬,该墓包含了楚文化、中原文化、燕齐文化等多种外来文化铜器。在讨论了中赵甫墓、大黑汀M1、相家庄M6、辛店M2等相关典型墓葬年代的基础上,指出诸外来铜器年代最早者可到春秋晚期,最晚者为战国中期早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巴蜀文化铜器和陶器的演变情况,可知该墓年代以战国中期早段(前395~前356年)为宜。从墓葬形制与规模、外来青铜器和土著青铜器的数量情况来看,墓主应为高级贵族。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发掘简报

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汉墓(编号M1)。墓葬位于西汉长安城东墙外约2公里处,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墓,一棺一椁,随葬器物丰富,有陶、玉、铜、铁、石器等。玉器中有一件直径达43.2厘米的玉璧;一件鎏金铜勺柄部有刻铭"私府大半升乙二斤六两";一件器钮有"中厨"刻铭。从出土物及墓葬形制判断,此墓为西汉早期墓,墓主应是身份较高的官吏或贵族。     

洛阳北窑M120墓主人的身份及相关问题

洛阳北窑Ｍ１２０墓主人的身份及相关问题陈新献本１９７１年,洛阳博物馆在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作坊区内西侧发掘一座西周初期的墓葬①,编号为１２０,墓内出土铜器内铭文多有“登乍尊彝”的字样,故名“登墓”。该墓出土铜器具有殷商铜器的特征。弄清这座墓主人的身份...     

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

寿春城是楚国晚期之郢都,《史记·楚世家》载:“(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是则楚国在寿春共建都十九年。据记载寿春城在今安徼省寿县境内,由于年代久远和战争的破坏,南北运道的变迁以及淮河的改道等各种原因,今天人们对它的具体位置、范围、文化内涵,已知之甚少了。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驻留于蚌埠的瑞典工程师加尔白克(O.Karlback)得到了一批寿县出土的(钅乔)鼎、壶、簋、车马饰具、带钩、铜镜等古物,经由其手分售于欧美各地,楚器开始被人所知。1933年春、1935年、1938年冬,寿县朱家集(现划归长丰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经三次盗掘,出土了铜器和零星陶器、石器四千多件,同时,成千上万的受灾饥民在寿县城郊挖墓取宝,转卖于上海商人和外国人,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寿春及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1955年5月治淮工程中,在寿县西门之北发现了蔡昭侯墓,这是当时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就此发表了一批研究质量相当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