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库特的医学社会史研究

医学社会史在西方史学界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罗杰·库特教授在英国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经过多年耕耘 ,在颅相学历史、整型外科历史、战争与医学关系、另类医学的发展、2 0世纪的医学发展以及医学社会史理论等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不仅阐释了这些医学历史的脉络 ,而且揭示了这些医学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之中 ,为人们扩展了研究视野。对库特教授史学研究的介绍 ,可以使读者对英国医学社会史有更加感性的了解。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为例

文章对当前社会史研究中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社会史学科的体系,以及如何研究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并以作者研究民国时期社会史的亲身经历对上述若干问题作了实证性的说明,进而对上述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试论侯外庐关于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

侯外庐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即以法典化标准 (体系化的制度形式 )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他从生产方式、政治设施、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法典化即制度变迁 ;又将法典化标准运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 ,对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 ,提出了以均田制和两税法作为这一转变的法典化标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演变 ,他以法典化标准对“一条鞭法”和“更名田”、“摊丁入亩”作了阐释 ,将制度的变化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工商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 ,一以贯之 ,使其法典化理论更加完善。他关于法典化标准的研究是一种注重整体的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其理论意义 ,不在于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答案 ,而在于指出了研究的思考路径。我们应该在其研究的基础上 ,从历史发展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文化意义、从法典的表现形式和范围诸方面 ,进一步深化法典化标准问题的研究。     

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

大约二十年前,美国的柯(Paul．Cohen}教授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概括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以中国为中心取向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区域研究。按他的理解,之所以这样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     

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与实践路径

学术社会史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内在需要,旨在超越学科畛域,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学术社会史采用实证方法,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将研究重心从学术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仍然是学术社会史的重要实践路径。学术社会史显示了方法论自觉,裨益于拓展、深化学术史研究。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出了长达10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本次社会史论战开展评论,不少人从陶希圣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他的社会史观点经常改变,所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又缺少对于陶氏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分析,其做法是有违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长期处于史学研究核心的政治史作为方法论的支配地位渐趋式微。但就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一体化的特征及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目标的追求而言,“政治—社会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当前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由更广义的政治现象切入社会生活,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则可以深化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     

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

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 ,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作者认为 ,在方法论上 :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 ,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 ;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 ,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 ,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结合国内外学术发展前沿和主要趋向 ,作者提出今后山西区域社会史应当首先从“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 ;三晋文化与民俗 ;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四个方面开展研究。     

回顾与展望: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史研究

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新颖的视角使史学研究趋向丰富和深入,但这并未引起蝗灾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以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在梳理蝗灾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研究不足提出几点看法,并就蝗灾史研究中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新的历史资料等方面做出展望。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史及权力史观述评

迈克尔·曼是第三代历史社会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权力史别出心裁、匠心独具 ,理论上讲是马克思·韦伯“社会理想型”研究方法的延续。曼的社会权力史涵括整个人类史 ,其解释力强、角度新颖、理论性强。但是 ,其权力史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并且在其中 ,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个人消失了。     

2008年以来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2008年以来,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政策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等方面,且呈现出研究进一步细化的特点。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虽然其中有其研究的局限,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前面。这与其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悠久传统有关。此外,其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的值得借鉴,如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在研究中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

民间信仰问题是当前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使得民间信仰成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当然,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概念运用的随意性太大。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受到了包括社会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重视。     

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orty Years of Research under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wake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Chinese scholars have welcomed in the resurgence of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Looking back over the past 30-odd year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it could be said there existed four general periods: A brainstorm period, an initial “beginning” period, a period of maturation and lastly an expansion period. From looking at the context of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t is clear that scholars research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ere, from the beginning, focused on how exactly to define “society.” This, however, resulted in much debate about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social history itself. Though the matter has yet to be settled, the ultimate research objective for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is in its pursuit of truth. In recent years following the dissolution of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viewpoint(s) establish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ave also provided forth a new horiz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社会史学整合论

在学科本位理念主导下的社会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遇到了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碎割化的学科框架很难对社会历史变迁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从狭隘的学科意识走向开放的问题意识,才是改变上述流弊的关键;而基于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关系网络,则“全息”性地蕴含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学科方法的整合不啻是一个绝好的透视点。     

一部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全貌的著作--读《当代中国社会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全面复兴以来,逐步从历史学的边缘领域走向舞台中心。1996年,为进一步确立社会史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地位,加强对社会史研究的“宏观把握、整体架构工作”,由龚书铎任总主编,曹文柱和朱汉国任副总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出版面世,描摹了先秦至民国数千年间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