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期王都的基本特征

中国早期王都城邑具有祭祀和军事两个功能与特征,都城与京师之称,是对中国早期王都城邑这两个功能的概括与总结。     

从虞舜看商部族的起源在河东

有典籍记载,舜是商的始祖神帝俊。商的始祖契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原居蒲坂的有娀氏;他辅佐舜“传播五教”,治理部落也在蒲坂。诸多早商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说明河东与商部族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晋西南龙山文化与有虞氏——虞舜部族起源的探索

中国历史的开端，按照司马迁的历史观，是以黄帝，帝顓顼，帝喾，帝尧，帝舜的五帝时代（《史记》篇首《五帝本纪》）为其肇始，是信史乎？还是古史传说，千百年来，古今史家对比议论颇多。     

虞舜南巡狩与太湖东南部平原

一文献典籍中有关虞舜的传说和记载,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多,结合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传说,有可能作出一些新的探索。关于有虞氏的地望,史书大致有四种记载:《孟子·离娄》下篇:孟子曰,"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     

虞舜文化研究三则

一、如何看待虞舜文化研究中的故事讲述 在虞舜文化研究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讲故事”的文本,对于这些文本往往被称为“戏说历史”,认为不可取、不可信。龚鹏程先生在《讲史的门庭》（《读书》2002年12期）一文中认为这种情况根源于宋代的“讲史”.     

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

今山西临汾,古称平阳,相传是帝尧的都城。 这个传说目前虽然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 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却间接表明它是有一定 的历史背景的。从帝尧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来看,尧都平阳已 不完全是部落组织对其中心居地的选择,实际上已具备了真 正意义上的国家或政权首都的性质。尧都平阳的传说表明,包 括今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 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上）

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丰富,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近40年来无论是田野发掘。还是课题研究,均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如何将考古材料与历史传说相结合,复原中国史前史或上古史的本来面目,重建中国古代文明,这是近几十年来几代人所关注和企盼的。但这项极有意义的考古学研究工程的进展。     

蒲州城概述

《通典》记载：尧旧都在蒲。《水经注》记载：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日老城。《阚驷十三州记》中记载：蒲坂,尧都,盖尧帝亦都此,后迁平阳。这里所记载的地方,便是指今蒲州一带。尧帝时曾在此建都,后来迁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因而,蒲州城也称为尧的旧都。     

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西汉定都长安 ,是由于关中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基础 ;西汉定都长安之后 ,围绕都城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 ,关中地区的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 ,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是由于不同地区与都城间相互位置发生转化 ,各区域的经济功能产生差异 ,区域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东汉迁都洛阳之后 ,关中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迅速衰落 ,但由于关中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西南区 ,所以西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经济格局相沿至今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先秦时期永济的历史地位

永济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就成为远古先民的重要开发区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永济优越的地理位势、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农业文明使得这里成为天下之中,在中国早期发展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虞舜乐文化零证

中国上古乐文化源远流长。文献中存在较多关于帝舜与乐的记载,是探讨中国上古乐文化的重要资料。帝舜本人及其父、祖都精于乐律,种种材料表明,有虞氏在原始社会末期及文明社会早期应长期承担乐官一职。经过帝舜的改造,源自上古帝喾时期的古乐《韶》成为五帝乐舞中最重要的一部,历夏、商、西周,至春秋晚期仍然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顺风相送》与猫里雾考

《顺风相送》中的麻里吕即谚语"若要富,须往猫里雾"中的猫里雾。通过《顺风相送》中对麻里吕的相关记载,从业已考证出来的古地名入手,推测麻里吕大致的四至方位。然后根据更路的定程定向性,考证猫里吕、麻里吕和猫里雾之间的关系。     

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兼论隋炀帝对地理学的贡献

隋炀帝大业年间编纂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部大型地理图书。前后参与其事的编纂《区宇图志》者近50人,现在可考者约10人。隋炀帝时,《区宇图志》多次重修,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修撰者的文体繁复,二是体例失当,三是修撰者狭隘的民族观、区域观念。而隋炀帝时编纂多种地理图书的条件之一,是隋朝对全国各地吏治、民情、风俗、物产的调查。其直接原因,则是隋炀帝的文化素养,以及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即地理图书作为国家征收赋税土贡的根据,以地理图书来记载其统一华戎的功业、以地理图书归美隋炀帝的政治目的。隋炀帝对地理学有其贡献。     

《全清词·顺康卷》"竹枝词"的几个问题

《全清词.顺康卷》是继《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之后最大的断代总集,是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然而,其中所收毛奇龄的《竹枝词》一首,七言八句,根据体式、内容和押韵,应分为两首;有的《竹枝词》带有和声.竹枝"、"女儿",但"女儿"不应在下句的开头,应在上句第七字之后;所收焦袁熹的《竹枝》两首,不应把七言句式点断为四三句式.     

《舆地广记》的地名学价值

作为宋代的一部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具有丰富的地名学内容。其地名学价值主要体现于它在继承汉唐以来的地名学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开创了“古今参考”的编撰体例来研究地名沿革变迁。它还用诠释法和历史考证法,对地名的命名原则、地名渊源解释、地名考证等作了有益的探索。     

唐顺宗被杀说考辨

唐顺宗被杀之说由来已久,它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三条：1．《辛公平上仙》;2．《武陵书怀五十韵》;3．当时宫廷斗争残酷及李氏父子关系不融洽。经考辨,《辛公平上仙》非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所撰,其主旨也不是影射,而是箴戒;《武陵书怀五十韵》所引项籍杀义帝之史实,不是影射顺宗被杀,而是隐喻宪宗杀害王叔文;当时宫廷斗争主要在太子集团与王叔文集团之间进行,且顺宗始终是站在太子一边,应天顺人,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由此可见,唐顺宗被杀说的三条证据是站不住脚的,此说难以成立。     

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

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看主都和陪都并存制度,是研究一个政权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重要视角,二者政治地位的不同体现在都城规模、都城职能等方面。早商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均有亳名,从考古资料来看,二者是同时并存的都城,其中郑州商城是早商的主都,偃师商城为陪都,所以形成了早商都城体系。     

《元张雨、杨维桢、文信诗文》卷及相关问题考略

此卷三位作者,张雨、杨维桢诗、书皆名显于当时,文信则鲜为人知。本文评述了张雨的诗和书法在不同阶段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分析了杨维桢的思想、性格、经历与其诗文书法之风格特点的关系;考察了文信的生平及作品。此外,还对前人涉及此卷及其作者的一些问题加以考证。     

抗战时期贵州合作事业人物讲述

抗战时期,贵州政治地位凸显,大批重要、知名人士涌入贵州。本文介绍十位贵州合作人物,八人有留学背景。周诒春是原清华学校校长、清华大学奠基人;于树德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国合作事业先驱、合作泰斗;陈筑山原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平教会重要人物;章元善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慈善机构华洋义赈会创始人之一;董希文是著名画家,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贵州八年合作事业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抗战,改善了民生,转变了观念。     

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Earl GodwineGodwine During the Reign of Harold the First and Harthacnut

This report reviews and updates the evidence from the Roman temple site of Pagans Hill, Chew Stoke, North Somerset, which was partly excavated between 1949 and 1953. This includes a revised terminus post quem for the initial building of the temple complex of c. A.D. 262 and an empha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well on the axis of a planned layout.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 resumé of a reassessment by George Boon of the sculpture of the torso of a dog found in the well in 1951; this was formerly dated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is now redated to the Roman period, and assigned to a group of temple sculpture. This has also stimulated discussion about the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possibly to Apollo Cunomaglus. There is also a new review by Professor Vera Evison of the Anglo-Saxon glass jar from the temple well and other comparable vessels.

A further excavation in 1986 clarified certain ambiguous points in the earlier work, and added some new data, notably of prehistoric (Neolithic/Early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use of the site, a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man well. Finds reports include details of a collection of flints, prehistoric pottery, and industrial refuse; a review of the consolidated coin evidence, the first assessment of any faunal remains from the site and details of objects found by metal-detecting, the latter including a note on a rare coin of Edward the Conf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