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地理志·东京》勘误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地理志·东京》,有舛误,现勘正如下:(一)“后苑东门曰宁阳(即宣和门,明道元年改).”应为:“后苑东门曰迎阳(明道元年改)。”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隅有皇家的后苑,它是皇帝的游息和理政的处所,后苑的东门,也是皇帝会见近臣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此关于此门记载颇多,如《玉海》卷170记:(迎阳门)“在延和殿西北,祥符七年建,名‘宣和’。明道元年十月改‘开嚁’,十一月改‘迎阳’(俗号苑东门)。召近臣入苑由此门,门内后苑,苑有太清楼。”《玉海》卷27曰“皇祐元年十一月庚寅,观《三朝训鉴图》于迎阳门.”《玉海》卷37曰:“治平元年十二月九日已     

《新唐书·地理志》京兆府部分纠谬

《新唐书·地理志》京兆府部分纠谬吴松弟１．上都（第９６１页）：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据《会要》卷七十和《通典》卷一七三,开元元年十二月称西京,此云“天宝元年曰西京”疑有误。又《会要》卷七十和...     

出自洛阳的一方北朝墓志伪品辨析

新见洛阳所出北朝墓志拓本一帧,署题北周权臣＂于谨墓志＂,而内容竟全与于谨无涉。辨析所得,此乃伪志一方,文字全由北魏《元邵墓志》和《元怿基志》拼凑而成,且其造伪时代应不早于1948年。洛阳伪志颇多,而此是最见拙劣者。     

楚简《五行》试论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所出战国楚简《五行》,与同出的《缁衣》、《鲁穆公》诸篇,被李学勤先生定作子思一系的作品,称作《子思子》。《子思子》南宋时已佚。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记《子思子》“今有一卷,乃取诸《孔丛子》,非本书也”,不知是否是汪(日卓)所辑的一卷本。但从古书记载来看,《子思子》在北宋时可能仍书存多篇。《汉书·艺文志》记“《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记《子思子》     

蔚县释迦寺中殿调查报告

<正> 释迦寺位于蔚县城南关,据清代《蔚州志》记载,寺元代为庵,明洪武中周房建寺,关于寺史无更多资料可考,寺内碑刻已被改作它用,内容多不详。寺座北面南,现存前、后,中三殿及部分配房,三殿在形式上很有特点:中殿系单檐歇山顶(图版二、1),前殿为单檐硬山顶但后檐两山各加二柱作出翼角与中殿相呼应,后殿前檐亦采用如上作法,整体仍属硬山顶(图版二、1)。三殿之中年代最早、最重要者当属中殿,现将对其调查报告如下:     

《宋史·范廷召傳》標點勘誤一則

正《宋史·范廷召傳》:宋初,范廷召"從平李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按:此處標點有誤,"再轉散都頭、都虞候"應連讀爲"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首先,散都頭無法與刺史相提並論。《宋史·兵志一》記載,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正月,曾頒下詔書,正式確定諸班直名額,其中殿前司"諸班"禁軍即包括"殿前指揮使、内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並且進一步規定"諸     

“春秋五霸”提法不科学

将春秋称霸的国家限定在“五”这个数字中,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战国至秦汉盛行五行学说,将万事万物都套在五行之中,如五方、五时、五兽、五色、五器、五德、五神、五帝等。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概念吗?实际上也是讨论不清楚的。如五时:春、夏、(四方)、秋、冬,“(四方)”在字典上都查不出来。把人们的思想局限于封闭的、狭小的五行框子,此不足取。宋人郑樵反对这种研究方法,他讲:“《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所载扬州城考补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为中心,对该文书所载扬州城的规模及城门数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经研究发现,《诸山圣迹志》所记扬州“四面十八门”乃杨吴都城城门数,而不是宫门或郭城城门数,这一状况与其它王朝都城一样,基本遵循《周礼.考工记》十二都城城门的规则,而所谓“十八门”,是指除了都城普通城门外,还包括水门在内。     

金代永安析津府考

《金史·地理志》稱遼南京幽都府於"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此說誤。據考證,遼開泰元年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至金代完顏亮天德年中營建燕京城時改燕京爲永安,至貞元元年又改稱析津府爲大興府。此乃元史臣編纂《金史》時,對此地名沿革變化不甚了解,遂將金完顏亮改名永安之事竄亂至遼開泰元年,從而致誤。     

康熙试种推广双季稻

据新编《吴县志》、《苏州市志》载：在清康熙年间,“苏州葑门,种喇嘛稻,亦称西番籼,岁可两季,农历三月十八日谷雨前插秧结束,六月初四收刈完毕。第二熟六月十六日栽插结束,九月十五日收刈。”据《清稗类钞》、天津大学历史研究所白新良主编的《康熙皇帝全传》和由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洪焕椿编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等书载：康熙皇帝在听政之暇,选宫内丰泽园开垦水田数畦,种上玉田产的稻种,每年九月成熟收刈。某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又照例来到田边察看苗情。     

三原唐碑考

陕西省三原县现存有七通唐碑,分别是：永徽元年（６５０）的《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兴碑》、麟德元年（６６４）的《大唐故越州都督于德芳碑》、乾封元年（６６６）的《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志宁碑》、咸亨元年（６７０）的《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淄川公李孝同碑》、圣历三年（７００）的《唐明堂令于大猷碑》、大历五年（７７０）的《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将军赠扬州大都督臧希晏碑》、贞元二十年（８０４）的《唐故剑州长史赠太仆少卿汝州刺史陇西李广业碑》。七通唐碑中署撰、书者姓名的分别是：《于德芳碑》由于志宁撰、…     

《新唐书·韦澳传》献疑一则

《新唐书》卷一六九《韦澳传》：“帝尝曰：‘朕每遣方镇刺史,欲各悉州郡风俗者,卿为朕撰一书。’（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绌次,题为《处分语》。”“十道四方志”究系何书,它与《处分语》又有何关系？     

《宋史·地理志》中几条史料辨正

崇宁四年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名辅州 （1）《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畿路》:“崇宁四年,京畿路复置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先是,改开封府界为京畿路,是年,又於京畿四面置四辅郡:颍昌府为南辅,郑州为西辅,州为北辅,建拱州於开封襄邑县为东辅,并属京畿。” 按:“拱州”应作“辅州”。“拱州”乃后改之名。考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八《京东东路》条云:“拱州,祟宁四年以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各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今名。”又考欧阳忞《地广地》卷七云:“东辅拱州,……皇朝属开封应天府。崇宁四年,建为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为拱州,治襄邑县。今县六。”据此,作“辅州”是,“拱州”乃后来改之名,《宋史》记误明矣。（页2106） 崇宁三年升曹州为兴仁府 （2）《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东路》:“兴仁府,辅,济阴郡,彰信军节度。本曹州。建中靖国元年,改赐军额曰兴仁。崇宁元年,升曹州为兴仁府,复还旧节。” 按:曹州升为兴仁府乃在祟宁三年,非元年。《宋朝事实》卷十八云:“兴仁府,建中靖国元年改周彰信军为郡,后陞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五云“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改曹州彰德军为兴仁军”前者不云升府时间,后者“彰信”误作“彰德。”今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一:“兴仁府,旧曹州,督府彰信军。建中     

《容斋随笔》纠误之二

我曾在《容斋随笔纠误一则》文中 ,订正《续笔》卷十四《卢知猷》篇的错误 ,刊载于《史学史研究》2 0 0 1年第 1期。近来发现《随笔》卷七《檀弓误字》篇 ,又不免有误 ,兹录其文如下 :《檀弓》载吴侵陈事曰 :“陈大宰使于师 ,夫差谓行人仪曰 :‘是夫也多言 ,盍尝问焉 ,师必有名 ,人之称斯师也者 ,则谓之何 ?’大宰曰 :‘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 !’”案乃吴夫差之宰 ,陈遣使者正用行人 ,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互 ,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 ,夫差使大宰问之 ,”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 ,亦尝辩正云。洪迈在这里引…     

四川凉山古代铜鼓族属初探

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百濮”和“百越”系统)文化中一种具有财富和权力象征的重器和礼器。嘉靖《四川通志》叙州府下铜鼓条:“本府出(铜鼓),相传诸葛亮所铸,上者值银数十镒,次者数镒”。又据《叙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志》载:“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号令地方,尤以持鼓多者为尊。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盖子上所铸的祭祀铜鼓的场面中,可以看到铜鼓作为重器和礼器的神圣地位。     

对《十九世纪贵州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龢》的两点补正

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     

《全辽志》与《辽东志》之比较

《全辽志》与《辽东志》是明代官修的两部辽东史。金毓黻先生指出,“全辽志者辽东志第三次之续修本也。”①可见,（一）,《全辽志》本于《辽东志》并做修改;（二）,《全辽志》续写了《辽东志》并予扩展。《辽东志》系由明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始修于正统八年（1443）,成书于弘治元年（1488）。后又经嘉靖八年（1529）续修,于十六年（1537）告成。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御史李辅重修《辽东志》,因“观其凡例於旧志纲目多所更定,大异于前次之续修,故易名为《全辽志》。”②关于两部书的修定及其版本、凡例纲目的异同,有关东北史志文献方面的著述颇为详尽,不拟赘述。本文试图依据现今通行的《辽海丛书》本,仅就其提供史料价值的高低,作以比较,以供读史者参考。     

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

唐高宗和武则天在早年即崇信佛法。高宗为太子时,作《述圣记》以褒美玄奘。又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建慈恩寺。武则天二十六岁时(公元649)曾随唐太宗其余妃嫔寄身感业寺(或如《长安志》说为安业寺)为尼,时间约一、二年。唐高宗登帝位后,于永徽六年十月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越五日,又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同年十二月,以洛阳宫为东都。显庆元年,武则天生三子李显(中宗)敕赐号“佛光王”。唐高宗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由武后详决政事。显庆五年,始悉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至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中外谓之“二圣”。上元元年八月,皇     

云梦“楚王城”古城址初探

云梦县城关东郊有一座古城遗址,志书称“楚王城”,相传为春秋时楚昭王避吴难入云中所筑。《云梦县志略》且记为:“初,平王闻列国兵至,又闻伍员奔吴,乃命昭王筑城云梦。”这座古城是由大小城组成,城址总面积约8.4平方华里,夯土城墙周长为9,700余米,现存城垣距地表高约4米,城外护城河宽40余米,古城东北角现存一座烽火台,外城     

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关于契丹开国年代,在北朝文献系统和中土文献系统中存在诸多不同记载：既有《辽史》的开平元年说,又有《契丹国志》的神册元年说,还有早至9世纪末,晚至五代梁、唐之际的种种说法,甚至有认为耶律阿保机始终未曾采用中国皇帝名号者。虽然今天辽史学界的认识已经基本趋于统一,普遍认为辽太祖称帝建国应在神册元年,但对于这一结论的来龙去脉却从来无人予以深究。本文从史源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期弄清契丹开国史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