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之际至汉初代国辖域及相关问题

楚汉战争时期太原郡归属代国,而非西魏国。相关文献中所谓"五十二县(城)"是指曹参"下魏破代"所得城邑,包括西魏国以及代国太原郡所辖的城邑。刘邦高帝六年、七年先后封韩王信、刘仲为代王,二人的代国均包括太原郡。由于对边地控制范围不同,二人的代国分别辖有31县、53县。汉朝灭陈余后未封代王,但保留了代国的建置。这些都体现出楚汉之际代国重要的战略地位。     

多重镜像：元明时期云南游历资料中的边地形象及其知识生产

元明时期的云南游历资料建构了完整的"多重镜像"边地形象,体现着边地认知的推进。"相似镜像"边地形象的形成是游历资料以客观的精神和态度书写边地的结果,反映着边地认知方式的转变和华夏空间的延伸。"相反镜像"边地形象则是游历资料受复杂情景影响和"想象的真实"塑造的产物,渗透着王朝国家边地治理和伦理建构需求。"多重镜像"边地形象及其知识生产,体现了游历资料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意蕴。     

知县并非都是“七品官”

正封建社会官分九品,每一品又有正、从之分。豫剧名家牛得草领衔主演的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后,很多人误以为县令都为"七品官"。其实,知县也是分等级的,古代县令并非都是七品官,有的甚至高居正五品。中国的县在政区建制,开始于春秋时期。那时,秦、晋、楚等国在新兼并的边地设县,后来又推行到内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历时     

清代敦煌建置沿革考

清朝在开拓西域的过程中,鉴于敦煌重要的中转站作用,对敦煌进行了积极经营。通过建城、移民、屯田,敦煌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与此同时,雍正三年(1725)在敦煌设立沙州所,雍正四年(1726)改设沙州卫。随着西域地区的统一,敦煌已由边地变为内地,卫所建置已不合时宜。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式设立敦煌县。清朝设立行政建置的举措,对敦煌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筑宁夏“河东墙”长城补说三则——宁夏长城研究之一

明朝成化初年,进入河套的毛里孩、孛罗忽诸部族频繁南下,今陕北榆林地区与宁夏灵武、盐池一线之地,形势十分紧张。为了边地生民的安全．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员与派驻的大臣多次向明朝廷上书,要求增强边地军事实力。修筑长城,增设城堡。成化十年（1473年）,陕北延绥镇巡抚余子俊率四万军队“一意兴役”三个月完成了“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里”的延绥镇长城。     

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二）

二、活跃于边地贸易市场上的晋中商人在明代,晋中商人除纳粮中盐外,还较为广泛地参与了北部边地的贸易活动。首先到边地经商的,应该是纳粮报中兼营丝布、茶叶、杂货副食的商人,或一些无力纳粮报中的小本经营者。在永乐年间定点开设马市、特别是成化年间复开马市后,则有更多的人     

论边地土司与中国疆界的形成

分布于西南与华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司,历来是中央王朝笼络、羁縻的对象。长期以来,边地土司出于自身利益,对中央王朝或叛或附,无不深刻影响到边疆的安宁与稳定。虽然土司本身具有较强的割据性,但在中国西南与华南边疆地区,一些边地土司出于强烈的华夏向心力,主动内附,积极捍御疆界,为西南与华南边地一带疆界的最终形成与固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清代县制研究

一、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的地位清人云一万事胚胎,皆由州县”,是说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作为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光绪会典事例｝）云,清县制“定于国初℃。其实清代县制是二千多年县制的继续。家一斑或可窥全豹,研究清代县制,可以了解清代,乃至中国历代政权体制的运作,即使对现代中国也不无史鉴之义。县制的由来县,本是古帝王所居,即王前,号称“赤县”。《礼记｝）云“天子之县内”。所以古天子亦有“县官”之称。后来春秋时期,秦、晋、楚等大国在新略之边地置县,国君派官吏直接管理,县官奉君命而行政．有别于世卿…     

对丝绸之路上居延、敦煌汉简中的雇佣券之探讨

秦汉时雇佣的记载颇多。居延、敦煌所出汉简中的"庸券",经考证乃是书写于中原内地各郡,由庸者代雇者服戍役时带到边地的雇佣券实物,是汉代更戍制度中流行的践更制的具体体现。"僦券"则多书写于边地,是对车牛等物及其主人的一种短雇。这些均是公元前后,即西汉到东汉的雇佣券。对汉简中这批雇佣文契的首次认定,改变了传统认为雇佣券最早是十六国时期的看法,比传统认为的最早雇佣券提前了三、四百年。     

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以敦煌悬泉置汉简为考察中心

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主要包括置传马的饲料供应与人的传食供应两大类,置传马的饲料包括茭、粟、麦、穬麦等,人的传食供应主要是粟、米、酱等,地位较高的客人还供给肉、羊、鸡、鱼、酒等,其供给量大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传食主要来自县、郡、亭及其他置,供给对象一方面是传马,一方面是地方、中央官属、出征将领及随行人员、外国客人、少数民族头领等人.     

从《可园诗抄》看三多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之心路历程

作为清朝最后一任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颇受史家关注。作者以三多《可园诗抄》为主,结合《归化奏议》和《库伦奏议》等史料,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探究三多的心路历程。作者认为三多任归化城副都统时,内心充满改造边地的豪情,任职库伦时渐渐意志消沉,以致萌生隐退之心。他早已发现外蒙古地区内忧外患的诸多问题,但身不由己,无力回天。     

平阳顺溪陈族研究（上）

顺溪陈族的聚居地是在山岳型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南雁荡山腹地的顺溪自然镇。早在民国年间顺溪就有小市之称,设有旅栈店摊。集镇周边还有300多亩水田,1000多亩旱地,1万多亩山场林地。现为平阳县西部山区最重要的传统物质聚散地,是平阳、泰顺、文成、苍南4县边地山区的贸易中心,交通枢纽。顺溪陈族是顺溪山区的主要开发者,他们的拓殖事业最值得称道的是顺溪景区开发、营建大屋、创办山区工业和向外到水头及南雁荡中心东西洞景区开发。     

式论清末民国时期的广西对汛机构（1897-1949）

对汛,源于法文“Postes Militaries Doubles”,为双方相对驻防机关之意。[1]它是中法战争后,为处理中法之间交涉而在中越边境沿线设立的边境管理机构,服务于边防,有着特殊的组织形式和人员编制,职在巡查边界,镇压反抗,处理涉外纠纷,规范边民出入境管理。经历了从清末到民的发展历程,从单纯的军事外交机构,演变成为拥有军事、外交、行政、司法权的特别行政区。在巩固边防、经营边疆、建设边地,推动桂越边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试论清末民国时期的广西对汛机构(1897—1949)

对汛,源于法文"Postes Militaries Doubles",为双方相对驻防机关之意。[1]它是中法战争后,为处理中法之间交涉而在中越边境沿线设立的边境管理机构,服务于边防,有着特殊的组织形式和人员编制,职在巡查边界,镇压反抗,处理涉外纠纷,规范边民出入境管理。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的发展历程,从单纯的军事外交机构,演变成为拥有军事、外交、行政、司法权的特别行政区。在巩固边防、经营边疆、建设边地,推动桂越边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

明初,在湖南地区设立的卫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属性复杂,具有其独特的时空特征。从时间上看,湖南卫所的设置集中在洪武前期和洪武后期;从空间上看,湖广西南部、湘西北、湖南南部等不同区域因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差异而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此外,从卫所分布的空间特征加以把握,可将明代湖南卫所划分为腹地卫所和边地卫所两大类型。在边地卫所中,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交通型、控御土司型、防瑶型卫所。     

民国以来我国单名县的置废状况及其当今启示

本文梳理了民国以来单名县的沿革情况。单名县的产生来源有三种,即沿袭清末政区、"划一令"及其后新形成的单名县。部分单名县的裁撤形式包括废县、建制变更和变更县名三个方面。废县有并入或合并两种情况;建制变更具体指撤县改区、撤县设市及改设民族自治县三种类型;变更县名包括全国范围内更改重复县名、个别原因变更县名和变更单名县专名用字三种方式。最后,提出了应当保持政区和地名的稳定;城市化对政区影响愈演愈烈;地名更名工作要充分吸收历史经验;需要处理好城市化发展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二者关系的当今启示。     

回眸沧浪

苏州沧浪区以境内有宋代名园沧浪亭而得名。沧浪区秦属会稽郡吴县,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割吴县地置长洲县,境域分属吴县、长洲两县。清雍正二年(1724),析长洲县置元和县,县治在十郎巷(今元和路),境域分属元和、长洲、吴县三县。宣统三年(1911)11月,裁撤苏州府和元和、长洲、吴县三县,设苏州,境域属苏州。1912年改苏州为吴县,境域属     

“第三届幽州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1月20日,以"出土文献、传世文本与理论思考"为主题的第三届幽州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日本明治大学、东京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共聚一堂,以"幽州学"为中心,聚焦于幽州地区的边郡家族、佛教寺庙、墓志搜集与整理、胡人族属与身世、边地节度使等议题进     

生态边陲门隅 仓央嘉措故里连城错那——从错那到勒布寻访仓央嘉措传奇的秘境之旅

错那,是边城。说它是边地边陲或许更确切,但在我们心里,它更是一座城,凝聚着芬芳,汇集了喜马拉雅中段最绚丽多姿的烟云。     

土官政治与边防机制：明代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国家治理

从洪武中期到宣德前期,是明朝接触、了解并制定川西北边略政策的重要历史时段。中央与边地军政机构不断协商与规制治边方略,为有明一代川西北的国家治理模式奠定基础。一方面,明廷的边地军管架构逐步成型,行政区划多有调整,卫所制度渐趋成熟,并表现出向省镇营兵制转变的倾向;另一方面,明廷仍仰赖地方土官进行羁縻统治,土官亦发挥能动性,利用中央王朝的制度空间最大化地方利益。土官政治逻辑与边防机制演进,是认识明代前期川西北权力格局动态变化的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