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二）

动荡的年月１９６６年３月,省知青办为了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织了一个由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到岳西县、祁门县插队落户的先进知青代表汇报团,到合肥等城市做报告,把我省“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又一个高潮。我们公社的夏永阳、钮阳,横联公社的左愉、马力群、方棕生、金问美,祁红公社的萧华（著名画家萧龙士之女）和岳西县的周晋等２１人,荣幸地代表自１９６３年以来我省上山下乡的２２２７名知青,向家乡人民作汇报。这个报告团在合肥报告了３个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６月,“文革”狂飙骤起,报告团解散。这…     

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下）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记得天朗气清之际,罗仪凤会请来一位品貌端庄的中年妇女(据说是位修补图书的专家),系着讲究的绣花围裙,同她一起在庭院中晒书。     

福建“文革” 动乱的十年（上）——选自《福建省志·共产党志》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福建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从《五一六通知》发布到1968年秋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第一阶段;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斗、批、改”到1974年底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改组是第二阶段;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到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是第三阶段。     

“文革”十年

一般认为所谓"文革"时期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10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的电影事业受到了时代的强烈冲击,一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电影事业受到严重的影响。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国的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停止了拍摄。从1966年到1970年,整个电影界除了中央     

“文革”中的广州外贸工程记事（1972～1976）

1972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广州兴建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服务的展览馆、宾馆及涉外商店。拨专款以广州外贸工程为名在国家计划中立项,历时近五年,效果良好。《中国现代建筑史》称之为“南国奇秀”,因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阻力大,困难重重。更是难能可贵。我曾参与其事,现据记忆,简述往事。     

福建“文革”动乱的十年（下）——选自《福建省志·共产党志》

196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并组成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设法控制福建严重混乱局势。由于福建各群众组织之间意见分歧和连续不断的武斗．致使原定在3月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一再推迟。8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再教促下,     

我在增城五十年（下篇）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界称之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发现“顶云经验”背后的故事（下）

时间：2008年11月14日晚地点：贵州省贵阳市1978年,是我党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一年。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这一年在全党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讨论,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李宇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李传俊(简称:俊):我是天津人,长在北京,1962年2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1966年8月我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机要参谋,总政通过北京军区调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办事组)工作。那时,军委三大总部和军事院校搞运动,所以总政只能从野战部队调干部充实到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从全军各部队调来的有宋伟、田会贞、高长山、张根成等,包括记者站记者     

文革前中共中央的“一线、二线”制度

何谓一线、二线制度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按照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处在第二线,其他同志处在第—线。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

1967年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开展之际,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名记者,被派驻广州,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四）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报纸、广播报道了毛泽东给大胆上书的李庆霖复信的消息,这一消息传递了高层领导人重视知青工作的信息。6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件,专提上山下乡工作。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年底,又掀起庆祝“再教育”最高指示发表5周年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又一个高潮。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下）

苦并快乐着 总的来讲,我们最后这一届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气氛很浓,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这在我们政治系几乎为老师们所公认。 我们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一般是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或者两节课。如果上两节课,就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我们通常是打打篮球或办办个人的私事。我因为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每周还要参加几次集中训练。我们每天晚上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图书馆自习,从晚上7点到10点钟,去迟了就找不到座位,直到图书馆闭馆大家才回自己宿舍休息。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遇到电视台播送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时,同学们才舍得牺牲一次晚自习,把系里仅有的一台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大家一边围着看一边为中国队加油。     

宋时轮在“文革”中保护老帅和老战友

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时轮,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老领导老战友的感人事迹,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中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