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悲鸿的 十年婚恋生活

廖静文女士因为是徐悲鸿先生的 遗孀,自她与徐悲鸿先生结婚起就一直 为世人所瞩目。围绕着她与悲鸿先生的 婚姻、与悲鸿先生的前妻之间的恩怨, 多少年来众说纷纭。她与悲鸿先生短短 10年的婚姻生活,给她留下了许多说 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为了爱情,她 到底付出了多少?一个女人,为了爱 情,到底可以承受多少心灵的重负?     

我难忘的八年抗战生活

人的一生中有几个八年呢?你能记住哪一个?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生命中,最难忘的就是在延安参加抗战的八年。辗转到延安八岁进剧团1937年夏,我的父母接到任务,要假借“北平学生假期参观团”的名义,带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我随父母同行。出发的日子,同伴们上了火车,却久久不见发动,终于传来消息——卢沟桥出事!那天正是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喝茶与我的生活

中国人喝茶,各地是很不相同的,总的来说,南方人比较讲究,北方人比较随便,喝茶的乐趣,是不分阶级的。     

建国初我国的外债与援外

建国之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为世界所瞩目,这一段时期中国广交朋友。做客送礼、招待朋友是其间最为频繁的活动。 好客的主人、礼貌的客人,新中国把自己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外交往来的礼品单上,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却是当时能拿出手的最好礼物,而朋友们送来的礼品也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     

建国初我国的外债与援外

建国之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为世界所瞩目，这一段时期中国广交朋友。做客送礼、招待朋友是其间最为频繁的活动。 好客的主人、礼貌的客人，新中国把自己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外交往来的礼品单上，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却是当时能拿出手的最好礼物，而朋友们送来的礼品也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我在全国人大工作的十五年

1950年2月,我们一批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专家学者,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怀着热爱祖国、立志报国的殷殷之心,冲破美国的重重封锁和阻挠,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归国后,我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此后历任沈阳财政专科学校、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副教授、教授,并带硕士研究生;1980年3月,被选为沈阳市副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推选我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担任副秘书长、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历经第七、第八届连续三届,共15年时间,其间还担任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在全国人大工作15年,是我归…     

我在“中青”的两年半

一1942年下学期,我在江安"剧专",一面养病,一面教书。12月时,接到鲁觉吾(1935年我在南京教书时期认识的一个国民党作家,当时他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委员)由重庆寄来的一封信,说张治中(当时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     

我的喇嘛生活

进三大寺当喇嘛的学问在拉萨电台休息了几天,洗去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以后,我便准备选择进入三大寺,开始我学习藏传佛教经典的使命。三大寺是指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出名的三大寺庙--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这三大寺均座落在拉萨周围。三大寺加上位于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以及甘肃的拉卜楞寺,共称为黄教六大寺庙。进入三大寺当喇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三大寺并不随便接收新人,尤其是外地来的人想入三大寺学经更是不易。因为庙子上很难查明来人     

我的北大生活

典衣要带学生证 1955年8月24日,我迈进北 大校门。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 的世界。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 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 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 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 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内心 有一种崇敬心理。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 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 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我把他 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 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     

我的少林寺生活

在少林寺传戒期间,我有幸瞻仰了这次难得的佛教盛典。在登封,见到负责接待我的申松涛先生,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住庙里的招待所吧。他说:“少林寺没有招待所,只有禅房。”我一愣,“那就客随主便了。”车拐进禅居宾馆,我才知     

我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文革中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到1973年已是第三次了。那时,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那些年,作为一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早日跨进大学的校门啊。但是,前两次我虽也曾动过报考的心思。由于政治条件不过硬加上“朝里无人”。最终都不得不颇有自知之明地自动放弃了。     

我的大学生生活

我的大学生生活何兹全１９３０年,我在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即到北京（当时称作北平）来读书。补读了一年高中,１９３１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３５年北大史学系毕业。这五年北京生活,四年北大学生生活,是我人生长途中很有意义的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如近在眼前,给...     

我的劳大生活

20多年前,不少人知道安徽有一所劳动大学.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安徽劳动大学远离喧嚣浮躁的都市,隐居在"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东北约20公里处的麻姑山麓.她背靠波光粼粼的南漪湖,面向千里通衢的芜杭公路,具体方位在当时宣城县治下的洪林桥镇叶家湾.至于那座山为何叫麻姑山?我一直弄不清楚.     

我的书斋生活

我三岁丧母,因此小时候,在别的孩子都读书时,我并没有读书。我奶奶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哟,三岁两岁,没有娘哟……又说：从小没有娘,到老命不强——二丫头,往后有你受的!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四）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报纸、广播报道了毛泽东给大胆上书的李庆霖复信的消息,这一消息传递了高层领导人重视知青工作的信息。6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件,专提上山下乡工作。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年底,又掀起庆祝“再教育”最高指示发表5周年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又一个高潮。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我的农民生活

本来不该上山下乡的我为什么又下乡当了农民,做了村官?我不是领导动员下乡的,更不是因为犯错误被贬下乡的。说出来今天的读者可能不相信,我是在当时的形势影响下主动要求下乡的。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有人根据时间背景的不同,将这场由政府组织的、旷日持久的运动,分成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