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所见唐代比丘尼与家人关系

唐代部分比丘尼并非像佛教教义宣传的那样真正出家,而是与其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表现在:积极参与家庭事务,参加家庭成员的丧葬事宜,为家庭成员的亡灵造像祈福,死后回归本家坟茔等;家庭成员也同样参加比丘尼的丧事、为其修建灰身塔并撰写铭文等。可见,唐代部分比丘尼与家人的交往是双向的、互动的;她们一方面皈依佛教,另一方面又遵从儒家伦理,是唐代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表现之一。     

有关唐代和十世纪奴婢的敦煌卷子

一、引言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而言,在敦煌汉文写本中有数卷关于中国唐代和十世纪奴婢制或农奴制的卷子。我们将以提要的方式作介绍,并且对其内容作以分析。这里我们将几卷写本译成法文,并且发表四幅影印图版,并即S3877、S343和P3964、P2187,分别各自代表一项出卖儿子、典儿的契约,一篇恢复奴婢自由的证书和一件有关“寺户”(类似农奴)的文献。这些敦煌卷子完全可以说明唐代的奴婢向农奴转变的情况。     

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

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唐代奴婢买卖文书,是敦煌遗书中一件少见的历史文物。文书现状,头残尾缺,现存部分也已割裂为二:前半段纵23厘米,横14厘米,9行,第1行上下全缺,其余各行只缺上部,但下部模糊不可辨;后半段纵19厘米(下部已残缺),横15厘米,6行,除第一行缺4字外,余均完好。(原件见插图)     

日本学术界关于从宋至清佃户、奴婢、雇工人在法律上身份的讨论

日本学术界关于从宋至清佃户、奴婢、雇工人在法律上身份的讨论（日）丹乔二原作冯佐哲编译［编者按：最近日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教授丹乔二先生在《松村润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版）一书中发表了《有关从宋至清的佃户、奴婢、雇工人在法律...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及相关问题考探

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是唐代墓志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撰人具有纯熟的文字遣运处理能力,书人、题额者拥有精湛的书法技能,三者联系紧密。唐代墓志暗含大量的撰人、书人、题额者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对墓志中职业撰人、书人、题额者进行勾稽,厘清撰文、书碑、篆额之关系,使唐代墓志之撰文、书碑、篆额工序的大体流程得以略窥,并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考究补阙。     

铁勒浑部与唐代浑氏家族世系

浑氏家族属于铁勒浑部,自浑阿贪支贞观年间内属,浑氏家族先后九代人为唐朝政治、军事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浑氏家族的研究,只有关于浑氏先系的考证,如清人钱大昕《二史考异》,近人岑仲勉《唐史馀审》中都有论述。对于浑氏家族具体的某个人物的研究,目前只有关于浑瑊 的两篇文章,即黎尚诚《唐代中兴     

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伎乐形象与唐代的乐籍制度

唐代墓葬中发现的体貌特征明显为胡人的伎乐形象反映了唐代乐籍制度下一个构成复杂、生活形态多样的边缘群体。这一群体凭借高超的乐舞才能在唐代从宫廷到民间的乐籍管理体系中呈现出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上的多层级关系,他们带来的西域各国乐舞技艺精华与唐代社会文化风尚相结合,生动诠释了唐代"礼乐治国"理念下胡乐胡舞的传播与融合过程。然而,这一群体在融入唐朝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文化冲突使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些许尴尬。     

魏晋时期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的关系

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魏晋时期的两大阶级,部曲、佃客的身份、地位很复杂,魏晋时期的世族地主垄断着国家的政权,世族地主与部曲、佃客的关系也就构成当时最主要而且很独特的阶级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魏晋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中原地区贱口部曲趋于绝迹的原因

从汉魏经南北朝到隋唐,部曲的含义、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汉代的部曲,先是一种军事编制,汉末以后专指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到南北朝时期,部曲同时成为一种贱民的法定称呼。但关于唐代部曲的身份,史学界却颇有争议。或以为是典型的农奴,或认为是法定的贱口,还有人认定为军中部属。我在几篇拙作中,     

浅论唐代契约中保人的身份

本文以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为例,对契约中出现的"保人"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并以保人籍贯的角度,着重论述了其身份情况,从而对唐代吐鲁番契约文书中的保人基本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唐代荥阳郑氏的人仕途径

荥阳郑氏是我国中古时期最著名的士族之一。这一家族兴起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先后在南北朝和唐中后期出现了两次鼎盛的局面,唐末五代以后逐渐归于沉寂,绵延不绝一直维持比较强盛的时间长达七百年之久。(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6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笔者依据有关墓志和其他记载对其入仕途径略作探讨,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关于唐代燕乐"坐、立部伎"的几个问题

“坐、立部伎”是盛唐文化的产物,在唐代燕乐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它不仅代表着唐代燕乐发展的高水平,更是中外音乐文化融合的结晶。史料中有关“坐、立部伎”的记载不是很多,但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整理与研究,其面目基本上已经呈于众人面前。本文对一些既成史实不再论说,但是以往学者对“坐、立部伎”诸多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也往往表现出不同观点和看法,或有可补充之处,笔者尝试做一分析。关于“坐、立部伎”的起始时间《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载:“高祖登基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刘煦(后晋)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礼乐十二载:“(玄宗)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 谓之‘坐部伎’……”(欧阳修(宋)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     

考古资料所见的唐代胡人女性

考古资料较为少见的唐代胡人女性却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她们作为俘虏、贡人或商品来到唐朝,成为西域服饰传播者、西域饮食制作者、西域乐舞表演者、西域习俗实践者、丝路贸易参与者或经历者、军事战争体验者、政治礼物传承者、民族宗教坚守者等多重角色,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唐代陶瓷凤首壶的类型、渊源与流向

唐代陶瓷凤首壶分为两型,其渊源可能直接受到北朝到唐代外来金银器的影响。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陶瓷凤首壶题材仍出现较多并在造型上略有变化。     

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

中亚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力量,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沟通唐代东西方之间物质化交流的过程中,还沟通了东西方之间化艺术的交流,同时,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加速了粟特民族向东方的移民及其与汉民族的融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代之前民间中亚粟特人的入华

粟特地区(Sogdian)位于中亚阿姆河(Wxus)和锡尔河(Sir daria)之间,这一地区被称为古代东西方“明的十字路口”。由于特殊的地域优势,长期生活于此地的粟特民族被称为“商业民族”,并被认为是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在历史上,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化往来源远流长,但过去的研究多只关注它们之间的官方联系,各种古代史籍也主要记载官方交往。对民间往来则重视不够。尽管史籍缺载,但有充分材料证明,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民间往来。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民间商业往来,远远早于官方献所记载之张骞出使西域,并在此后绵延不绝,其规模与程度,也远比献所载官方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和繁荣。     

从张家山汉简与唐律的比较看汉唐奴婢的异同

本文以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为中心,结合汉唐传世文献资料,分析了汉代奴婢与中古特别是唐代奴婢身份地位的异同。认为汉代奴婢与中古时期的奴婢都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汉代奴婢与中古时期奴婢在性质及法律地位上各有异同,汉唐奴婢的管理制度各有异同,汉代奴婢与庶民的身份界限尚不十分清晰等。     

日本国收藏的唐代一行等人画像

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友好交往,其中,包括着两国佛教僧侣之间的往来。七世纪至九世纪,日本不断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同时,还派大批留学生随使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中,不少是"学问僧"、"请益僧"。他们在中国各地巡礼,研究学问,回国时就把中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带回本国。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到日本,沟通两国的文化和学术。佛教僧侣的互相往来,以宗教活动的形式,构成了中日两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革命烈士、原中苏友协秘书长张适和他的家人

<正>今年6月,接到一个老人的电话,说自己从武汉来,是张适烈士的儿子,《哈尔滨市志》中有他父亲的传记,并说下周要给我们送些父亲的资料。我翻开志书,找到这篇传记……才知道张适与李兆麟同日被害,对东北地区地下党组织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一周后老人腿摔伤住进了部队211医院,于是在6月18日的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中等身材、头发和眉毛都已花白、步履有些蹒跚的原解放军工程学院院务部政治委员、离休干部张同嘉——张适烈士的次子。得知老人很快要离开哈尔滨,我回家整理了老人的口述资料,带着疑问6月20日晚上再     

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

葬俗是一个民族最底层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最富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现象,因而也最能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民族之葬俗必定受到居于主导民族葬俗的影响,而最终被其同化,这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唐代入华粟特人从一个异域民族而转变为汉民族之一部分,在葬俗上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其具体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