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的百年人生

2009年12月23日16点50分,阿沛·阿旺晋美走完了他辉煌的百年人生。1910年2月,他出生于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950年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昌都总管。1951年2月,他作为西藏地方首席全权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沛·阿旺晋美的百年人生

1910年2月,他出生于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950年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昌都总管。 1951年2月,他作为西藏地方首席全权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叶西藏的日本军事教官矢岛保治郎

矢岛保治郎是20世纪初叶日本入藏者中一个颇具冒险色彩的人物。他曾怀着不同的目的两度入藏,并被西藏地方政府聘请为军事教官,在西藏活动达6年之久,成为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他入藏经过及其在西藏的活动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藏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我们认识历史上日本对我国西藏的渗透活动有所裨益。     

1951西藏新生 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揭秘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解放西藏问题作出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五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举行谈判。经过多次协商,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阿旺晋美作为谈判首席代表,对这段经历进行了全面回顾。     

朵噶·彭措饶杰

朵噶·彭措饶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西藏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和平解放前为西藏地方政府四噶伦之一、藏军总司令;和平解放后1956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关键历史时期,国内国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朵噶·彭措饶杰审时度势,积极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及关于西藏工作的各项举措,热情参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军区的领导工作,为民族团结、西藏内部的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与分裂分子做斗争。1956年在陪同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生2500年纪念活动后,在日喀则停留期间的1957年藏历年期间,因劳累过度辞世,终年54岁。2003年是这位爱国人士、我军的高级将领百年诞辰,本刊特在此辑录他的一些事迹,以示纪念。     

西藏平叛琐记

进藏准备 西藏地方的和平解放,深受西藏各族人民拥护。但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农奴制度,在国外势力策动下,蓄意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的执行,公然背叛祖国,全面叛乱。     

读者来信

上海的刘瑞林：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对西藏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1月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在同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

本文以唐朝和元朝时期西藏历史问题为中心,探讨了西藏地方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认为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有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六人种”或“六氏族”说给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制造了一种合法的理论根据;元朝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为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现了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认同;由八思巴《彰所知论》开创的大一统理论在有关藏、汉、蒙和门巴为一母所生兄弟的传说中得以具体展示,是元朝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的真实写照,标志着西藏对大一统中国认同过程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民族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1951西藏新生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揭秘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解放西藏问题作出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五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举行谈判。经过多次协商,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阿旺晋美作为谈判首席代表,对这段经历进行了全面回顾。     

达赖拥护《十七条协议》电报的来龙去脉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标志西藏的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十四世达赖于10月24日致电拥护,认为这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签订的,并表示要"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然而,他在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而逃亡印度后,却妄称"<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的赔款问题

1904年侵藏战争中,英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条约”,要求赔款750万卢比作为“惩罚”。为避免赔款超出西藏地方的承受范围,致使对方消极应对,同时也为了避免英军长久地驻扎西藏,导致英俄在该地区争端升级,英国内阁从国际形势出发,将赔款总额降低至250万卢比。清政府为了彰显对西藏主权,积极向英方直接交款。尽管直接交款的形式遭拒,但清政府利用江海关关税,转手西藏地方政府,在两年半付清全款,合计上海规银122.6万两,促成英军撤离,保留了对藏主权阐释的主动权。     

清驻藏兵制考

清朝驻防西藏官兵的制度是清朝对西藏地方主权的标志之一,对于维护清朝驻藏大臣、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及西藏社会的安定、保卫边防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签订问题研究

<十七条协议>谈判和签订的过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平等协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具体历史过程.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不具有全权代表资格以及在"胁迫"和"压力"下进行谈判与签订的言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实现和祖国大陆统一的完成,在当代西藏地方发展史和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奠基性作用.     

论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础

本文从西藏地方的历史实际、元朝统治者的军政准备和蒙元之际的历史际会三个方面,探讨了元朝的西藏地方建政立制基础。吐蕃王朝的军政体制自身即存在脆弱的一面,复经社会制度转变,尤其是４００余年的混战,所余寥寥;已融蒙汉官僚制度为一炉的元朝统治者,则成竹在胸。值此变革时代,元世祖忽必烈和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乘西藏地方归附中央政府治下之东风,提负起历史重任,密切合作,创造性地完成了在西藏地方的建政立制任务。这一切又直接影响到元朝西藏地方行政体制之特色     

西姆拉会议及民国政府对“西姆拉草约”的认识

民国政府在调整筹藏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召开西姆拉会议,和平调整和解决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民国政府、西藏地方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和一致行动。民国政府为缓和与英国政府的关系,准备同英方在西藏等问题进行协商;可是,英殖民者的粗暴插手和无理干涉,混淆了两者间的关系,致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内政会议性质发生了改变,增添了英国所谓调解人的角色。陈贻范擅自草签“西姆拉草约”的部分思想动机,是其错误作法的根源之一。文章指出民国政府拟修改“西姆拉草约”,以突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地区的主权原则     

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治理

作者就亲闻亲见的若干事例,说明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西藏实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地方政府对重大问题都向国民政府请示报告。     

十七条协议是如何签订的？

58年前,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作为中国严肃的法律文件,永远载入了历史史册。     

隆重举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型电视文艺汇演》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起点。     

西藏邮驿：西藏地方邮政简史

邮政史是西藏地方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清邮政在拉萨开办邮局的1910年起,到西藏地方邮政“扎康”（藏语邮政的称谓）正式撤消的1959年止,这一大段历史,长达半个世纪。在这段期间,英印邮政和西藏地方邮政共存的史实,早已为人所知。更奇特的是,五十年代初期,西藏和平解放,军邮与人民邮政也参与过渡,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叉,形成了罕见的四种邮政系统同时在西藏运行的奇观。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