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公安机关解放初期清除匪患的举措

哈尔滨和北满一带土匪多是有历史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利用土匪配合其军事进攻,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于是采取了武装土匪的政策。许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股匪,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加委,他们一经插上国民党的标签,就变成了政治土匪,群众称“中央胡子”。国民党的建军土匪有一句口头禅“是兵不领饷,是胡子不抢(并非如此),专打八路,敬等老蒋”。1945年“九·三”后至1946年,哈尔滨及附近各县曾出现“挺进军”、“先遣军”、“救国军”、“锄奸团”、“保安队”等国民党建军土匪近50种。其中人数多有实力的有“松江省保安队”、“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东北救国军第六路军”、“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等7股。建军土匪的指挥机构和首脑人物隐蔽在哈尔滨市内,其兵力则集结在哈尔滨周围各县,对哈尔滨形成包围的态势。     

张作霖与廖彭

贵州独山人廖彭,曾任奉天省新民府知府等职,救过土匪张作霖;张作霖后来成了东北王,反过来又照顾了不得,志的廖彭。出生南北两地的这两个人,竟有这样一段因缘,读之亦有趣味。大军阀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子”,因而在他扶摇直上当上“督军”、“大元帅”时,一些军阀、显贵都戏称他为“胡帅”。张作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战乱年代里,从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变为了土匪,从为地主豪商保源的土匪武装头目,改头换面而成为清军的营官。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以投机镇压革命党而初露锋芒,被清王朝封为“关外练兵大臣”,窃取了奉天军…     

解放战争时期延边地区的剿匪斗争

东北地区的土匪活动在历史上一直比较猖獗。抗日战争胜利后匪患更为严重,而且具有规模大,地理范围分布广等特点。延边地区在伪满时期称为间岛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跳板地区,所以该地区的伪警察、宪兵、汉奸、特务特别多,因此匪情错综复杂。此时的土匪多是与国民党有密切联系的区别于原来土匪性质的政治土匪。这类土匪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各根据地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民利益和巩固各级民主政权,对延边地区的土匪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清剿,肃清该地区的土匪。剿匪斗争的胜利,打通了原由土匪掌控的佳图线和庙岭至春阳的百余里铁路线,为沟通南、北满根据地提供了通道,巩固了东满根据地,为土地改革和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完善扫除了重大障碍。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解读中共抗战史的发生——由“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说起

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是毫无疑义的起点。在这历史的起点,中共是当事各方都没有忽视的重要存在。实际上,当时日本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中国共产党这一因素在东北问题复杂性中的地位。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员到东北实地考察时,日方以当地“土匪”有受共产党“策动之虞”,配置装甲车,作为国联专列的“先导”,①以作微妙的提醒。     

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

该认为隋初“开皇之治”的迅速形成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与隋帝推行的民族政策有重要关系。作认为,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对威胁较大的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政策;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政策;对东北、长江流域和关中以北诸族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这些政策为隋初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匪问题

194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攻我东北解放区。同时网罗日伪残余势力,土匪武装,收编加委,配合国民党军队向我人民军和民主政权猖狂进攻。一时间,土匪遍及整个东北地区,人数之众,声势之大,危害之深,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猖獗时期。     

祸乱中国东北的日本土匪

正提起土匪,现代人可能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但是从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或影视节目中却是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土匪的组织、习性以及活动情况等。旧中国政治腐败,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是土匪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人们不会想到,清末民初以来,竟有一些日本土匪在中国东北活动,他们同其他东北土匪一样,按照东北土匪的习惯拉杆子报号,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受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使,随时为侵略扩张政策效力。在吉林省境的大孤山一带,有一支报号"薄天鬼"的日本绺子,大头目原名薄益三,日本新潟人,从     

论民初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

所谓的“民初”时期,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时期,共经历20年时间,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政治、经济势力不断扩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日本与东北经贸关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虽然在日俄战争后,东北南部实际上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起很大的支配作用,日本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被打上了宗主国与半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经贸关系的烙印。但总的来说,“九一八事变”前,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东北地区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在经贸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在对外交往中有一定的自主性,…     

合江剿匪

<正>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活动于合江地区的国民党建军土匪,约有十几大股,总人数近万人。 (1)谢文东匪股。先称“东北民众军第三师”,后又被蒋军加委为“中央挺进军第十军”,谢为“军长”,有1000 余人。所部有秦美三、张宝君、关康等股,盘踞于佳木斯、     

被湘匪绑架的80天

民国时期匪患泛滥,绑架人质为票便为土匪行径之一端,而绑架外国人为“洋票”则尤为引人瞩目。这些洋票中不乏在华传教士,其中被绑后惨遭杀戮者甚多,而一些得以匪窟余生者旋即写下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无疑有助于民国社会史和民国传教史等诸多史学领域的研究。这里选译同类回忆录之一篇,以便参考。译文已收入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之《与中国土匪同行—洋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一书中。 本文原载《“We Are Escaped”》(F·Strauss主编,英国伦敦“中国内地会”1931年初版)第1～33页。原标题为《In Perils of Robbers》。     

国民社会史研究之重要史料:洋票回忆录概述

“洋票”者,旧中国土匪对被其绑架的外国人之称谓也。民国时期,特别是从民初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土匪绑架外国人（即所谓的洋票）则是这一时期萌芽并迅速蔓延的新现象。 事实上,有相当人数的洋票因种种原因被土匪杀害了事,但大部分洋票最终获救返回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世界。在惊魂甫定之余,一些人拿起了笔,记下了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这些以“亲历、亲见、新闻”的“三亲”者身份娓娓道来的传教士回忆录──其中有些是在被绑架过程中那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开始撰写的──向民国社会史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翔实生动的第一…     

浦城解放初期剿匪纪实

浦城解放初期．以郭永槐为首的“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及其他股匪．均是与新生人民政权为敌的政治土匪。     

“座山雕”病死在监狱

“座山雕”的原型是张乐山,生于晚清末年。早年由其兄长带入东北以伐木为生,后来加入土匪,因其心狠手辣并身怀绝技,被推为匪首,常年为祸一方。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拉”字方针在湘西剿匪中的运用

<正>“拉”字方针，就是湘西军区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在对顽固的土匪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许多土匪改过自新，放下武器，主动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投降，站到人民一边。“拉”字方针在湘西剿匪中广泛运用，对取得湘西剿匪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拉”字方针全面实施的基础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军迅速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入大西南，想利用湘西土匪武装这股力量来对抗解放军，并计划把湘西建成所谓“反共救国”的前沿基地。为此，     

解放初期为剿匪屡建奇功的“二○八”情报站斗争纪实

本世纪50年代初期,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然胜利结束,但在新解放区的农村尤其是山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当时的土匪,数以百万计,大部分是国民党残余武装转化的政治土匪,有的已经和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取得联系和空中补给。为此,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这里,我们将要介绍的是川西剿匪中的一支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的公安侦察队伍──“二○八”情报站的战斗历程。“利沅商号”：神秘的总部1951年夏,在川西理县杂谷脑有一家“利沅商…     

许建国及其反对康生

杜理卿(1903-1977),是中共公安保卫与情报工作的开拓者、领导者之一,也是资深的外交家.周恩来曾为他改名“杜智文”,并应邀出任张学良的警卫团秘书长;抗战期间,他自己改名为“许建国”,意即“以身许国”.毛泽东曾亲昵地称他“杜大胡子”“许大胡子”,并三次颁令嘉奖他.     

拿破仑三世的经济治国政策

一以往研究的重大不足路易·波拿巴曾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与第二帝国皇帝,执政二十二年。人们对他的国务活动历来评价不同。这些评价充满感情色彩,难于摆脱种种政治影响。雨果对拿破仑三世的攻击最为尖刻。在他的笔下,拿破仑三世成了“暴君”、“骗子”、“土匪”或“披着虎皮的猴子”。梯也尔将拿破仑三世称作“妖怪”与“傻子”。勒德律——罗兰给予“低能儿”的评价。俾斯麦认为他是“枭雄”。对于苏联史学界而言,拿破仑三世是“政治冒险家”、“暴发户”或“一小撮政治冒险者的头目”。另一种为肯定的意见。科学家巴斯德于1870年9月5日表示: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抗战胜利后吉林解放区货币及其对敌斗争

1945年“九三”胜利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成为我党和国民党激烈争夺之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1945年1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解放区迅速扩大,与蒋管区形成了对峙局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展开了极其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货币流通领域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我方对来自蒋管区的种种金融破坏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东北银行和各地方银行在党的领导     

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