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窑厂做苦力

1972年春,我来到江苏东台市离城100多里的一个窑厂做工。我所待的这个窑厂是国营单位,主要生产砖和瓦。生产工人基本上都是临时工,只有干部和几个生产技术骨干是正式工。窑厂的工作大多是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体力活,城里人干不了,因而每年招工基本上都从农村青壮年劳力特别是复员军人里挑选。作为下放农村的知青,我是找关系才谋得了这份能领取工资的差事。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

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那一年我去西北

那一年我去西北○张越大学三年级那年,正逢西北文化复苏,陈凯歌拍《黄土地》、田震高歌《黄土高坡》……我念中文系,属于懵懵懂懂但对所有文化热点都特热心的那种傻乎乎的文学青年,于是一心向往神秘的大西北,并决心在当年暑假去西北走一遭。这个计划首先遭到家长的强...     

那一年，班主任拉我进考场

影响我命运的高考已成记忆,但当年的班主任唐国伟老师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战胜所有的困难走进了大学的课堂。     

明星王刚 有那一年垫底,我啥苦都不怕

王刚,1968年插队吉林延边。演员。要把王刚的职业说清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在电台播讲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创下3亿人收听的纪录; 80年代末,他成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连续3年主持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又先后主持《综艺大观》和《朋友》栏目; 1996年,他出演《宰相刘罗锅》中的和珅;接着,他和成方圆担纲舞台音乐剧《音乐之声》,在北京舞台上也颇受欢迎;多年历练下来,昆曲,京剧,他是拿起来就唱;至于小品、话剧,更是早年在军区文工团里的看家活计。     

亲见毛主席投票

正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工作很多,从各单位借调了不少同志参加会务工作。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部里有一些同志被借调去,我也去了。记得我们宣传处(局级)的副处长张军和14级的大干事林路被调去参加写简报,去了会场;我参加会议文件、材料的校对工作。和我同去的有理论处的彭玲、编译组的陈绍廉,我们没有到会场,在中南海丙区(当时中南海分甲、乙、丙区)的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食、宿也在     

那一年,艾青温暖的教导

<正>今年,是著名诗人艾青百年诞辰。翻看当年拜访这位文学大师时留下的合影,耳边便悠然飘荡起艾青那豪爽的笑声和他温暖的教导,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浓浓的暖流。     

我亲见＂人大＂副校长郭影秋的几件事

郭影秋（1909-1985）,江苏铜山县人,1935年在沛县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后离开徐州,在祖国更广阔的天地施展其才华,其中就包括他在人大任副校长的这段生涯.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那一年，我为增产挨了批

1975年10月，那是我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第六个年头。我同母亲去了远在长沙谷塘公社东风大队新塘生产队的外祖父母家。其时，正值晚稻即将成熟之际。走在山前屋后的田野之间，只见那菜碗般粗大的禾蔸、沉甸甸的稻穗、金灿灿的谷粒，我随手点了几穗，每穗都在一百七八十粒，且粒粒饱满，颗颗滚壮，和自己所在生产队那年年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晚稻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     

那一年，我为增产挨了批

1975年10月,那是我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第六个年头。我同母亲去了远在长沙谷塘公社东风大队新塘生产队的外祖父母家。其时,正值晚稻即将成熟之际。走在山前屋后的田野之间,只见那菜碗般粗大的禾蔸、沉甸甸的稻穗、金灿灿的谷粒,我随手点了几穗,每穗都在一百七八十粒,且粒粒饱满,颗颗滚壮,和自己所在生产队那年年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晚稻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     

那一年，我离国境线只有一米

正2009年春夏之交,我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来到内蒙古高原中蒙边境线上,在距离边境1米的地方,亲身感受边防官兵的工作和生活,收获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十一年,仍旧难以忘怀,仍旧记忆犹新……     

“文革”中我在农村的亲历、亲见

当今50岁以下的人大概已很难说清"文化大革命"时候发生的那一出出稀奇古怪的事了,有些事说起来,恐怕今天的人还不一定相信呢。近来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但我读到的全是城市或机关单位的,农村里当时是个啥样还没有。笔者现     

蔡继伦被处决经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引起了我国的全民抗战.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抗日统帅部.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大本营,内设八大部,其中国民党中央党部改为第六部,以陈立夫为部长.省一级党部撤销,各行政区设第六部指导专员办公处,指导各县的党务.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全面抗日战争,以应战时需要.当时湖北省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经人介绍随第六部湖北省第六区指导专员黄宝实到宜昌任该处秘书.当时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是李石樵,宜昌警备司令是蔡继伦.党、政、军三巨头,各行其事,互不合作.三位从来就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共同商讨宜昌地区的军政大事.每逢三巨头会议,黄宝实总要我代表他出席,李石樵、蔡继伦也常常不到会.我同蔡继伦直接打交道较多,蔡的一些处长同我有私交,因此知道蔡的许多内情.     

蒋介石处决丁腾内幕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部转战湘南上堡一带,秋冬季节,战士衣单体弱,又没有粮食。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德得知自己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范石生的国民革命第十六军移防到湖北郴州一带,遂与陈毅商量,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率部投奔范石生。     

那一年，我从造反派手中捡了一条命

1949年9月,我进入长沙的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政保科工作。1963年2月,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在望城县坪塘镇利用“大跃进”大炼钢留下的厂房,组建强制劳动（简称“强劳）单位——长沙市红砖厂。我请缨前往,加入了针对强劳的教育改造队伍。     

那一年我们很热血

队员们是通过全国海选来的,全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每次想起他们能清楚地感觉到那种正直．善良、质朴和追求生命价值的直截了当。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朴素的状态,使我们的身心在经历了艰难、伤痛、困顿．疲惫、愤怒以及孤独和残酷之后,还能保持健康正常。     

在共和国成立那一年

1949年,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我结束了流离失所、有家难归的生活,告别了受欺凌、受压迫,连歌都不敢放声唱的日子。那一年,是捷报频传的一年,也是我与高小同学秧歌扭得最多的一年。     

黄埔名将廖龄奇为何被处决

1941年10月22日,国民党王牌部队74军58师少将师长廖龄奇被蒋介石以“临阵脱逃”罪名枪决。消息传来,举国震动,74军58师所属四个团团长更是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蒋介石后来也有些后悔,指示将廖龄奇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其遗体厚葬于国民党最大的“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为其家属颁发“荣哀状”证书。那么,这一黄埔名将到底是因何原因被处死呢？本文就将为读者揭开这一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之真相。     

张子善被处决前的悔恨

第一次见到张子善,是在冀中十专署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由于刚解放,大部分是新区,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在教师当中存在着各种糊涂观念及对共产党的模糊认识。张子善当时是十地委书记,针对这种情况作了讲话,宣传党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谈的很深入,很贴切,对一些思想情况摸得很透。那时张子善衣着很朴素,披着旧军大衣,光着头,穿一双大头棉鞋,一边在台上来回走着,一边讲,没有稿,讲的很自然、舒畅。休息间隙,他还和大家亲切交谈。他吸的烟很一般,有时还用纸卷两根。影响很好。不久,我调到十专署做文书工作。张子善一见面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