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央军

<正>国民党的部队主要由两大派系组成:一是中央军,一是杂牌军。简单的说,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主要成分是黄埔系将领率领的部队。杂牌军原先都不是蒋介石的部队,大都是一些地方部队或其它派系的部队,后来都归顺了国民党政府。一般地说,中央军装备优良,供给充足,实力较强。杂牌军则不具备这些优势。     

卫立煌问我: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么?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前后,和日本“讲和”即投降的风声很大。这不只是一股风声而是一个事实,汪精卫更不须说,蒋介石不但动摇而且有一些可疑的行动。卫立煌是统率国民党中央军、杂牌军进山西抗日的将领,消息灵通,对此十分忧虑。历史上就有对外讲和而把主战的将领送上风波亭的先例,对于决心抗日和决心与八路联合抗日的他,不能不有种种考虑。当时,我已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接受卫立煌的聘请,当上了他的秘书。有一天夜晚,卫立煌突然提出一个我答复不了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么?”我说:“我仅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不…     

陆久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访陆立之先生实录

1985年,曾有所谓“蒋介石女婿”陆久之“传奇”的谎言传扬一时。15年过去了,2000年6月竟然又有北京某报载说他“身为蒋介石的女婿,却一生为共产党出生入死;虽历尽磨难,仍坚持真理,不改初衷;妻子、儿女远居海外且家产千万,而他始终坚守故土”。陆久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蒋介石与宋子文的耳光风波

一记重重的耳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它指的就是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一味地“剿匪反共”。宋子文上台不到7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6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4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     

三青团独立“建党”的尝试及失败

三民主义青年团自1938年7月成立之时起,就与国民党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虽然党与团共同遵奉的都是“三民主义”,其领袖也同是蒋介石.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CC系主张,三青团应由国民党领导和指挥.当时兼任三青团中央干事的陈立夫说:“为什么要成立青年团呢?因为党里要把预备党员制度取消.……所以当时成立青年团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新进来的年轻党员加以集中训练,青年团就是本党的训练机构.”     

怎样看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开赴江南敌后

在新四军史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江南敌后抗日,是企图“借刀杀人”,“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理由是:江南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敌情严重;又是平原水网地区,游击队不便活动。笔者对这种“借刀杀人”说不能赞同,现简述一孔之见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军人监狱

说起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人们自然会想到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这主要归功于广为流传的小说《红岩》,至于中央军人监狱,人们却知之甚少。读者可能不曾想到,中央军人监狱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最大的一座监狱,是关押共产党政治犯的集中营。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破裂。“清党”初期,国民政府当局对于捕获的“共党分子”,是“格杀勿论”、“就地枪决”。但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也不能消灭革命者,只能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于是国民党当局逐步改变了政策,从单纯的屠…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

时序进入20世纪70年代,守在台湾孤岛上的蒋介石,也进入了他生命的晚期.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军人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依然顽强、勇敢、无所畏惧,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凭靠这种品质和性格,在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中,他屡陷逆境,却常常能从逆境中脱身.而在70年代的斗争大漩涡中,他仍能走出逆境,紧握胜券么?一位外国传记作家评论说:“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因为有此致命的缺陷,蒋介石在其生命的晚期,所能完成的不是成功,而是自己的悲剧.他的悲剧,是他亲手编导的.永别大陆严格点讲,蒋介石的最后岁月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     

徐永昌与阎锡山(十)

卅一、阎日勾结谍报频传,蒋介石派徐永昌实地视察,却一无所获“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之后,他运用“中的哲学”,重新研究他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及与日本侵略军的关系,再次“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为自己营造新的“三窟”,以求存在。对国民党,他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且要争取蒋的援助;蒋也怕阎联共或降日以对付自己,所以尽量满足他在扩军和增饷方面的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派代表与阎谈判,确定了两军活动区域和分界线,达成互不侵犯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叶青及其“三民主义”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四川南充人,国民党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三民主义理论”的“健将”。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灵魂,它是孙中山先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毫无疑问,孙中山在世时,三民主义的铨释权是唯一的,不存在分歧。但孙中山逝世后,这一理论的控释则成为矛盾的焦点。戴季陶曾努力过,但却遭到了尚处于合作中的国共双方的共同批判。1928年,蒋介石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后,为了“合理”地控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网罗了一大批所谓的理论人才,叶青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虽在这些人中是后起之秀,但正是…     

陈独秀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下）

陈独秀：这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陈独秀所说“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就含有多年积淀的愤愤不平的怨气。在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已将蒋介石确定为“将来之敌人”,指出“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是一年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五师的整编(1927-1931)

既有关于军事编遣的研究较多关注高层政治,如蒋对冯、阎、李等杂牌军的处置,对各大杂牌军下各部之生存状态则关注较少,且缺乏蒋与他们之间的互动研究,更缺乏对某一支军队在军事编遣期间的来龙去脉研究.本文以蒋介石对新编第五师的整编为中心,力求解释军事编遣的复杂性.缕析这一过程,新五师的整编与蒋介石处置西北军有着重要联系.从蒋介石赋予新五师甲种师编制,到新五师叛蒋,再到蒋介石与陈诚围绕整编发生分歧,以及最后将新五师进行鄂陕分治,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整编过程中一直徘徊于“急进”和“缓图”的方策之间,这也导致其整编效果难言成功,且蒋欲以其黄埔毕业生为主体的政工系统对杂牌军进行“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改造策略亦告失败.     

战后日蒋勾结秘录——记“白团”始末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积极反共。为此,蒋介石与冈村宁次这对战时的对手在战后坐到了一起。蒋介石声言要“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的战争赔款,也不要对日本进行占领,实则是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害怕一个破败的日本会造成日本共产党力量坐大,故而慷人民之慨。冈村宁次,这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在战后因为蒋介石的庇护而逃过了惩罚,免处极刑。     

何成濬与杨永泰、黄绍竑主鄂之争

何成溶(湖北省随县人)在历史上的历次军阀反蒋内战中,多为蒋介石奔走,分化收买对方的军队,每每使蒋转危为安,战胜对方。由于何有一套拉拢非蒋杂牌军队的手段,每自誉为“杂牌军的领袖”。何在这方面确实为蒋介石立功不小。但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总是勾心斗角互为防范的。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白崇禧梦断八桂

白崇禧何许人也？他乃国民党桂系集团代表人物之一。自1923年与李宗仁等在广西组织讨逆军起家,直到1966年逝世于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上,43年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与共产党斗争的故事。1948年,他被蒋介石从国防部长位子上拉下台,到武汉当了华中“剿总”司令,心怀不满,曾秘密派人赴香港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谋和”。及至转过年来,他多年的伙伴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司徒雷登答应给18船军火和5000多万美元,其“谋和”的本意毕露,原来是为了能与共产党“隔江而治,平分天厂”。所以,他大谈“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     

张治中审阅《我的前半生》

提起张治中,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想起了电影《大决战》: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首席代表,在北平的六国饭店和共产党谈判。由于“国府”破坏和谈,导致“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后来,他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了。世人或许不知道,文白先生和末代皇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有一段缘分。2005年冬季,根据一次选题论证会的精神,由我撰写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本沿革的文章。我在出版社漆黑而无处不灰尘的档案库里,挑灯搜寻有价值的材料,发现了文白先生用小楷毛笔字竖排写的一封长信。看罢这封信,文白先生在我心目中,已经成…     

张季鸾为蒋介石卖力的缘故

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于西安时,张季鸾拿出了他富有煽动性的《告东北将士书》,作为《大公报》的社论登了出来,说蒋身系国家存亡,不容加以迫害,要东北将士向蒋立认劫持领袖之罪,送蒋平安返京。事后,张季鸾向我解释他所以为蒋介石卖力的缘故时说:“老蒋在这个时候是死不得的。他如果死了,中国就会完了;因为蒋死以后,就会出现三个集团,一为白色的集团,由蒋系军人结合而成;一为黑色的集团,由日本扶植的汉奸组成;一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集团。这三个集团必然互争雄长,各不相下,日本人趁机大举南侵,中国不就完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公报》发…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蒋介石挨骂

蒋介石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数十年,竟然几次当面被骂。 一、刘文典骂蒋介石“新军阀” 1928年11月29日,蒋介石为学潮事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要他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文典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