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北京内城旗人居住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乾隆《京城全图》的研究

合院是清代北京最主要的民居形式,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变被视为20世纪以来北京传统民居空间格局的最大变化.本文通过识读乾隆《京城全图》院落平面图像,统计房屋和院落数量,结合八旗丁口与住房分配政策,探讨清代北京内城普通旗人的合院居住状况.研究表明:各种规模住宅院落的占地比例与人口的阶层分布不均衡,宅地房屋兼并的严重,合院杂居现象随之产生;在大型院落比例过高的前提下,合院杂居是八旗住房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杂居人口高达八旗总人口的90%.旗人日记《闲窗录梦》呈现的内城旗人居住实例进一步表明了杂居现象在清代中期旗人社会中下层中的普遍性.     

八旗制度概述

过去民间曾流行一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也就是说,清代社会主要由民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两部分组成。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旗人社会有满蒙汉的差别,而民人社会就更复杂了。所谓旗人即入八旗之人,民人即未入旗之人。八旗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作为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建立、发展和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中)

二 满族与旗人 在有清一代,凡被编入八旗及旗下各类人口均被称之为“旗人”,他们自己也以“旗人”自称之。未被编入八旗及未成为旗下人口的汉族人口则被称之为“民人”,他们自己也以“民人”自称。而绝少有满人、汉人之别,故有“只辨旗民,不分满汉”之俚语。 旗人是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称谓。 上面笔者着重论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大量的汉族人口被满族共同体吸附成为旗人的几种主要方式。下面拟就成为旗人的这些汉族人口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与满族的异同作一简论,以说明这部份汉族人口与满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密切关系。换之言,即论证这部份汉族人是怎样潜移默化成为满族一部分的。     

略论乾隆朝京旗苏拉的移驻

清中叶以来京旗苏拉移驻问题是八旗制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经乾、嘉、道三朝,持续近百年,清廷为此动用大量人财物,然而京旗生计非但未解决,反而使旗人生计更加恶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历史后果,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就乾隆朝京旗移驻问题进行探讨。 一、京旗苏拉移驻缘起 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帝率八旗劲旅进入北京,代明而建大清帝国。为维护和加强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清廷把八旗兵视为“国之根本”。在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创造更多的条件;在俸饷方面,八旗官员按九品文官级别领取官俸银粮,八旗兵丁按五等级别领取粮饷。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洲八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在八旗意识和八旗精神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存在于八旗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整个过程中,八旗制度的发展促进了旗人对八旗积极态度的形成,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变化也对八旗制度的巩固和加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由服从到认同再到内化三个阶段.研究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变化对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从改旗和抬旗看八旗中民族成分的变化

八旗制度是满族特有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三个组成部分。在有清一代,他们都是“旗人”,但在八旗之下,既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别,更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就是为了统辖广大的满洲、蒙古、汉军之人,使他们都在八旗制度的管辖之下。据史书记载：“太祖……太宗（皇太极）……爱立八旗,……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亦指明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     

乾隆朝汉军旗武职官员研究

从皇太极建立汉军八旗伊始,汉军旗武职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活跃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之上。他们经历了入关前在军事活动中的重用,清前期在地方治理中受统治者的倚重。到了清中期,在统治者鼓励旗人以军功显达,为了旗人生计不断扩充汉军旗编制的背景下,汉军旗武职官员却呈现出逐渐衰退的迹象,越来越多的汉军旗人选择竞争日益激烈的文职出仕而非武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汉军旗人的汉人特点是分不开的。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北京地区碑刻中的旗人史料

在现存清代北京地区石刻中,旗人石刻占有很大比例.旗人石刻类型多样,主要有刻石、摩崖、碑碣、墓志等,内容涉及八旗制度乃至满汉旗民的诸多方面,且所详者又往往可补文献史书之阙,研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清代盛京旗地研究

旗地是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所制定的一项特殊的土地制度。旗地具体是指清代满族八旗旗人所属的土地,这一土地形式,源于盛京,继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则主要分布在俄辅,古北口、热河、盛京及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公元1644年,清王朝迁都北京后,将圈占的钱辅地区和八旗兵丁驻防各地的土地,按照清前;日制将其分配给满族八旗官兵。在这部分土地中,分配给八旗官员的土地被称为官员庄田,兵丁领取的被称为份地,二者统称为旗地,这类旗地在清代属于一般旗地。皇室占有的皇在及赐与诸王的王庄,则不同于一般旗地,但它亦属于旗地范畴。旗地,清…     

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

本文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北京内城一部分旗人由于生计问题移居城外各教场周边地区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此次事件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阐明北京＂城外八旗＂作为一个范围从九门外驻防营房到教场地区营房的整体的形成过程,分析由此形成的清代中期北京城八旗分布不同于以往＂内外城旗民分居＂旧格局的三层新格局,即内城核心八旗驻防区...     

论八旗文学之分期

论八旗文学之分期张佳生“八旗文学”是指八旗制度产生直至解体这一时期由旗人创作的文学。在研究满族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同处于八旗制度之中的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处于同一生活环境之中,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是相同的方面却是主要的。在八旗...     

浅谈清代旗人的生活保障措施

清入关后统治者便施行恩养旗人的政策。旗人作为八旗制度的主体,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特殊的地位。清代恩养旗人的政策分为常规措施和临时性补救措施,恩养政策对旗人的生计问题和整个清代的经济状况都有严重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民国初年荆州驻防八旗生计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荆州驻防设立,逐渐形成荆州旗城。有清一代,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始终享受着特权,旗人靠领响生活,不用去自谋生计。这种“恩养”政策,助长了荆州旗人的懒惰,使得其有了寄生性。在清前中期,旗人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8世纪以后旗人的生计问题凸显。而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打碎了旗人的“美梦”,清政府的倒台使得这些“铁杆庄稼”没有了依靠,八旗制度的逐渐瓦解,使得荆州旗人愈发贫困,如何解决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托报刊资料来探讨一下民国初年荆州驻防的生计问题。     

《八旗十论》——八旗研究之作

由张佳生撰写的《八旗十论》一书,近日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以八旗为研究对象,从八旗入关的作用与影响、八旗意识、八旗人口迁徙及其效果、八旗制度对满洲在民族整合、社会整合及文化整合中的作用,以及“汉人满化”现象论析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同时在提出“八旗文学”概念的基础上,对八旗文学的分期、八旗文学的形成基础,以及八旗诗歌的主要风格和形成原因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八旗是以满洲为核心,以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为羽翼组成的等级森严、制度严密的社会集团,民族成份的多样性和管理方式的有序化,使八旗制度和八旗具有了多方面的独特性和社会功能。八旗意识和旗人观念的形成,以及八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成为研究八旗及八旗制度的重要内容,全书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均有新颖之处。《八旗十论》——八旗研究之作@海燕     

黔西北“旗人”姓氏族源初考

满族,从长白山发源,因隶属八旗制度之下,长期以来也自称为“旗人”。清军入关建立清王朝以后,八旗官兵及其眷属也陆续被派往全国各地驻守,但贵州特别是在农村究竟是否有世居的旗人及其后裔,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的同志断然否定;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康熙中后期旗人官员捐修皇家工程研究

康熙中后期,官员捐银频繁发生,其中旗人官员对于皇家工程的捐银有着显著特点。这些工程的认捐者仅限旗人官员,认捐数额巨大,且收取时带有明显强制性。很多被称为“巴彦”的旗人官员被皇帝挑选出来,指名认捐皇家工程,并从中获得一定利益。旗下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皇帝所主导的八旗系统,也是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一员。这种捐银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计。他们借助职任便利偷梁换柱、中饱私囊,对吏治造成了负面影响。旗人官员的捐银虽然短期内部分解决了皇家财政短缺的问题,但所暴露的国家与皇家财政界限混乱的现象,揭示了清朝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弊端。     

清代对八旗营房中旗人的束缚

八旗兵是清代统治的基础,宫庭对京师八旗的管理尤其严格,制定了种种制度约束八旗兵丁的行动,使八旗兵成为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忠实奴仆。为了保持八旗制度的军事职能,八旗兵丁常年被圈在营房之内,行动很不自由。据章润普所著《满洲谈往》一书中所述,八旗营房制度有十条:(1)旗人不准私自远出,(2)不准经营商业、与民人争利;(3)不准与民人交产;(4)不准与民人通婚姻;(5)读书者不得染名士习气;(6)     

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自康熙后期起,清廷将部分绿营官员、水手、船匠编入新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以弥补旗人缺乏水战技能的不足。编入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只是临时服役于旗营,在俸饷、升迁等方面遭到歧视与差别对待,实际地位相当低下。八旗水师设立后,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水师的日常行动依赖于绿营官兵,但当局为缓解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仍急于将绿营官兵裁汰。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训练废弛,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战力低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