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策反高宗武的一段秘闻

1940年1月,南京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宗武,偕同另一个也落水当了汉奸的蒋介石亲信陶希圣,重又弃暗投明,脱离南京的汪伪政权,几经辗转,回到陪都重庆。这一事件轰动一时。因为高、陶两人还将弄到“的日汪密约”公布于世,给了日伪重重一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一事件中,宋美龄策反高宗武回归重庆的内幕长时期来一直鲜为人知……高宗武,浙江乐清人,1905年生,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帝国大学政治系,回国后任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别看他矮小文弱,却有些才气,日文娴熟,“以日本通”自居,博闻强记,口才出众。1934年高宗武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     

蒋介石密令的"炸坟行动"始末

大汉奸扑朔迷离的死因 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前半生跟随孙中山革命,在国民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虽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不甚得志,但仍稳居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高位.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感到抗战没有"前途",乃决定投靠日本军国主义,成立南京伪政权,可耻地做了汉奸.     

抗日根据地对伪币斗争的政策

<正>日本早就想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管理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的法币先与英国的英镑建立比价关系,后来受于美国的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法币与美元挂钩,改革结束时日本连一杯残羮都没有分到,怀恨在心。日本陆相说:"中国此种快刀斩乱麻的货币政策计划即系抗日精神的表现"。日本为了破坏法币政策,他们大量从华北走私出口白银,据日本官方统计,1934——1936年两年间,由日本转运出口的白银达日金2500万元。同时还进行走私贸易。在这些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问题的因应

1931年12月4日,法国挑起西沙问题。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疲于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边缘,其反应总体上是“应付式”。国民政府连续对法交涉,不断完善证据链,又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确立“首防日本”原则以应对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并着手推动西沙基建和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在此期间,由海疆危机所激起的汹汹舆情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与支持作用,并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总之,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尽管呈低烈度,却无疑强化了中国的海疆意识,是中国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应对虽有缺憾,但不可否认还是为中国后来因应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积累了经验。     

张学良痛斥国民政府腐败

1990年6月,张学良在台湾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我开始认为国民政府要比军阀好,后来感到比旧军阀还坏。我这才知道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特别是政治上比原来的政客还腐败,别的地方更差。我到了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简单地说,概括四个     

跟随汪精卫逃亡的日子（上）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1938年12月随汪精卫逃离重庆背叛蒋介石国民政府,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汪伪集团成员高宗武一起反正,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陶恒生为陶希圣先生次子,9岁时跟随父亲与汪精卫一起逃到河内,亲历汪蒋决裂及“高陶事件”过程。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蒋介石与台湾收复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推行殖民统治。蒋介石青年时代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理念,关注台湾问题。国民政府建立后,他屈从于日本占领台湾的现状,设立台北领事馆,加强大陆与台湾的民间联系。在抗日战争中,他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英承诺在日本战败后将台湾归还中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刘文典“炮轰”鲁迅的前前后后

<正>民国学人中,国学大师刘文典(字叔雅)是颇具个性的一位。众所周知,他在代行安徽大学校长职权时,曾当面怒斥当时的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你是新军阀!"后来虽然被关了两周,但他依旧孤高自守,秉性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渐趋猖獗.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国民政府试图遏制华北走私,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见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目政策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战后,在远东地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与其他盟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法庭,相对于远东地区由英美等国主导的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但国民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审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国民政府战罪调查工作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战犯惩处的实效。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造成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中有相当大比例需依靠引渡,但成功引渡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审判的主体局限于日军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战犯嫌疑人。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陈公博日本亡命记

陈公博是抗战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的大汉奸,曾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是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卫在日本暴卒之后,他接替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伪行政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政治部长、伪上海市长等职,成为伪政府的头号大汉奸...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划不清界限——胡适与高宗武

正一、从"低调俱乐部"到"高陶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势,许多人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和他一些朋友的调子却非常低。1937年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汪精卫出逃后的国外舆论

正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日本政府俨然以东亚霸主身份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之目的,亦在于此。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绝"。日本大本营根据该声明又制定了《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意在暗示汪精卫摒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接着,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秘密到上海与土肥原贤二的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重光堂会谈,开始进行肮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1932—1933年罗文干出长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罗文干1932年1月28日至1933年12月2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担任外长期间,他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在此前提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而不是完全依赖他国;同时,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同中国直接交涉以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罗坚决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他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在依靠西方国家政策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蒋任命罗兼任外长;由于在是否坚决抵抗和是否妥协的问题上不同,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罗因之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