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家祥烈士

我和家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初秋的重庆。那时,家祥和王启霖同志夫妇俩在皖南事变时被俘,于押送上饶集中营的途中脱逃,经桂林、广州等地到香港,又从香港绕道来重庆,在长生乡中学教书,我就是在长生乡见到家祥的。四年多不见面,她已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久经     

周恩来 一天两次空中遇险

正1940年4月,组织上把我从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选调到周恩来副主席处任警卫员。此后,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最初的八年,周副主席大部分时间在南方局和重庆办事处工作。这一期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46年1月30日随周副主席从延安飞往重庆途中,在秦岭上空和重庆     

穿透浓雾向阳开

(一) 从武汉启程,前往重庆,踏上用初心寻找初心的征程.客机抵达重庆时,恰好是下午.重庆,像刚下过雨,空气湿漉漉的,天空雾蒙蒙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重庆的雾.重庆的雾,土生土长,白白的、浓浓的、茫茫的,不沾染一丝黄色,不是烟雾,不是雾霾.     

江青对我采取“清君侧”手段

我是1945年认识江青的。1945年8月底,我从中央党校奉调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身边工作。有时江青去看邓大姐和周副主席,当时江青已是毛主席的夫人了,所以也就和她认识了。特别是1946年春国共谈判期间,她去重庆治牙,周副主席指示要我多关照她,她曾问过我的名字和籍贯。     

侵华日军对重庆大轰炸见闻记

1938年,侵华日军在攻占武汉后,宜昌又相继陷落,多次想侵犯重庆而未能得逞。但为了削弱重庆的抗日意志,破坏我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他们便选择了空中轰炸一途。敌机轰炸重庆从1938年底开始,到1943年8月止,长达四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敌机轰炸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00多架次,死伤总人数3．5万以上,财产损失惨重,给重庆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笔者当时在重庆工作,爱将所见所闻略记于后。“五三”、“五四”大轰炸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大轰炸,人们习惯称之为“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以前重庆也遭受过几次轰炸,但都属于试探性的,…     

筹建民盟汉口市支部的回忆

民盟武汉市委是由解放前的中国民主同盟汉口市支部发展起来的.它的正式建立是1948年的事.不过,它最初的5个筹备委员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和我早在1945年抗日胜利后就陆续来到武汉地区各自进行盟务活动.唐午园、吴传启是1946年从重庆来汉口的;马哲民是张笃伦任湖北省主席时由重庆到武汉的;我原在民盟云南支部工作,1947年春来汉口,在汉口精业专科学校、武昌高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等学校教书,并从事些民主活动。     

在重庆,我又做回了学生

去重庆从昆明到重庆,我头一次坐了飞机,倒也没觉着害怕,就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头晕。赵苡平时不大哭的,这时也突然哭起来。飞机很小,机舱像个不大的房间,坐了十几二十个人。大家各自坐着,都不说话,也没有服务员来端茶送水。我从窗户看下面的云,觉得真是好看,也没觉得飞了很长时间,就到了。     

香港历险记——我在抗日期间的一段经历

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这之前,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艰苦生活的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1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     

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我不是宋美铃的秘书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从重庆撤退到新四军开辟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此后就一直有传闻,说我当过宋美龄的秘书。时至今日,还有人饶有兴趣地向我打听有关宋美龄的情况。     

火炉城里竹床阵

武汉与南京、重庆并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大火炉”.我生长在武昌,身临其境,深感这“火炉”之喻是多么贴切.入夏以后,高温持续时间长,从6月中旬开始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气温多在30℃以上,最高时达40℃以上.日照时间长的低矮平房,室内有时竟高达40℃.暑气灼人,真无异于火炉.     

四赋赤水

我似乎有割舍不断的贵州情绪，每每踏上这方水土，总能被它感动。这一次吸引我的是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那片因在长征中留下了神来之笔而闻名的地方──赤水。豪情篇 卧铺车开始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我知道我们已从重庆进入到了“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地界．而标志当然就是这种一上下翻飞“的感觉．记得几个月前我从黔东南去广西时。也是躺在这样一个卧铺车上当我的头不再撞击车顶时驾驶员就说了一句“终于到广西地界了”．其实。这次我们本来不必享受这样的“礼遇”，因为现在从重庆到赤水的车大都先走高速到沪州。再有两个小时到赤水，…     

回忆与张国焘相处的日子

五灵观之会我原在中共襄阳地下党工作 ,1 941年被捕变节。其后被安排在国民党第五战区调查室工作。调查室是一种特务机构 ,我看不起特务 ,不愿作这种工作 ,而特务也瞧不起我 ,以致彼此关系不善。我遂于 1 942的 6月 ,在樊城给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调查室写了一个辞职书 ,邮寄到老河口。调查室主任冯树见了十分恼怒 ,即签请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逮捕我。幸亏我的朋友 ,时任国民党樊城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项乃光从中斡旋 ,给了我一张军委会护照 ,让我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吴崇正重新安排工作。到重庆后 ,我找到了吴家院…     

徒步华蓥山

华蓥天池湖位于小平同志故里--四川广安。地处华蓥山中段,毗邻重庆市。从重庆到广安仅需一小时,从成都到广安约二个半小时。 三月里,拉着大队人马去华蓥野营。我想,我们是有些可爱的!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探索笔谈

从20世纪50年代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算起,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巴文化已经历经半个世纪.与这一课题有关的考古学研究对象,在西起重庆、东到宜昌的峡江地区和汉中盆地相继有一系列的发现.从年代上看,是从商代到战国晚期(或延续到西汉初年).其中,相当商代和属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的材料较多,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材料较少,中间存在缺环,尚不能建立起完整的编年序列.从地域上看,这个课题涉及鄂西、川东、重庆和陕南.其中,以峡江地区工作成果最多;在汉中,除城固、洋县10多个地点曾出土商代铜器外,通过紫阳白马石和城固宝山等遗址的发掘,文化面貌逐渐得到比较清晰的揭示;而川东(川东北)是一个工作相对薄弱的地区,相对来说,巴文化的探索尚处于积累材料的阶段. 就已获得的材料看,东周时期墓葬发掘较多,仅重庆峡江地带已不下六、七百座,已有可能进行系统的编年研究和墓葬类型分析.但同时期居住址材料不多.例如,在涪陵,同小田溪墓地规格相对应的居住址材料,尚未见诸报道.     

航拍新重庆

在我的摄影生涯中,经历过若干次的航拍,每一次在空中将镜头对准这座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我都会感到莫名的兴奋。从20世纪80年代航拍老重庆,到21世纪亚太市长峰会前夕航拍新重庆,脚下的城市就是变戏法一般,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完成了数次不可思议的转变。那些曾经残缺、破损、落后的记忆,却已经彻底湮没在浓郁的国际大都市氛围中。     

抗战见闻

抗战伊始,我从贵州到四川投军,随103师由重庆出发,奉命开赴江阴前线,驻防长江边上小镇合兴街,该地距长江入海处不远,当时我在师部电台任报务员。日本海军在长江口外,整天不停发射炮弹,多数落到江边沙滩。一天我跟几位战友到江边观察,日军炮弹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不久,我师撤防后移,行至江阴城郊,所有沟渠木桥板,已被日军泼上汽油燃烧,     

联合国制宪会议与中国代表团

1946年10月我任《新湖北日报》(湖北省政府机关报)总编辑时,曾赴南京、上海,协调驻南京特派员和上海通讯员的工作.南京特派员林欣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中英语文兼擅,非常活跃.初到京、沪,自然要拜访一些曾经熟识和对报社有过帮助的师友、同行.如在南京的萧同兹(中央社)、龚德柏(救国日报)、程沧波、马星野,上海的潘公展(申报)、马树礼(前线日报)等多人.其中三青团中央副书记长郑彦棻,1945年在重庆时,他兼任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执行部主任,我与他同在枣子岗垭的一座院内办公,常常见面,感情甚笃.这次我特地找了个星期天,和林欣登他的私宅拜访.落座不久,刚从美国回来的魏     

重庆日租界的收回

重庆日租界的设置始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该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方面向日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岸,搭客载货.至此,日本政府继英国政府之后,以不平等条约索取到辟重庆为商埠的特权.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便从沿海深入到了中国内地.     

与张国焘相处的日子

初见张国焘我原在中共襄阳地下党工作,1941年被捕变节,其后被安排在国民党第五战区调查室工作。调查室是一个特务机构,我看不起特务,不愿干,遂于1942年6月写了辞职书。调查室主任冯树见后十分恼怒,即欲逮捕我。幸亏我的朋友、军委会参议项乃光从中斡旋,才让我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一个叫吴崇正的人重新安排工作。到重庆后,我一打听方知道吴崇正只是个代号,并无其人,所以先住到招待所等待消息。过了五六天,招待所管理员冉广德对我说:“明天张先生接见你,地点在五灵观朱先生家里,届时我们一起去。”我问:“哪个张先生?”冉说:“他是…     

少奇同志决策争取东北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为了创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社会,毅然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少奇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就在这年的9月,我从东北乘飞机到延安,向少奇同志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