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看中西文化交流

<正>一2010年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逝世400周年。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于1601年来到北京定居,直到逝世为止。利玛窦来华的意义既不同于张骞为联络西域诸国     

从明代耶稣会士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代（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传来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华文化传人西方,从而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本文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冲突,进而达到融通。     

从中西文化交流看国外的文化建设

2010年1月17日至27日,我随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出国访问团访问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文化部、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Toronto,Canada）、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Indiana,USA）等政府机构与学术机构,并参观了安大略省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博物馆,虽行程安排很紧,但受益匪浅。有几点体会：     

从明清时期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看中西文化交流

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明崇祯年间。崇祯四年（1631年）,马尼拉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派遣意大利传教士高岐（Angelus）等11人经台湾抵厦门进福州,在福建设立第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区。同年六月初一,高岐等人进入福安县境。落脚溪东村,将一座民房改建成教堂,为外国传教士在闽东建立的第一座教堂。随后,多明我会传教士在交溪沿岸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先后在罗家巷、顶头、六屿、下胚建立传教点,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福安城关等地改建教堂,发展一批教徒。从崇祯年间直到雍正年间其发展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从《两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与英国》展览看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以甘肃省博物馆主办的《两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与英国》展览为切入点,从史料和文物实物的实证角度,从更为具象的社会发展观角度来分析中西文化交流。再从"中国元素"在当时欧洲的盛行,重点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流在器物上的异同,阐释海上丝绸之路两端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化问题——读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有感

在中国的明末清初,当西方社会已走上近代化的征程之际,中国缘何未能跟上近代化的潮流,此后的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又为何步履维艰,这是近年来引起诸多史学家颇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何兆武先生的《中西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紧紧扣住中国的近代化这一历史主题,从中西化交流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试论鸦片战争前300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

鸦片战争前30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时期。澳门作为西方天主教文化的最初入口、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和窗口,不仅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交融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曲律看《聊斋俚曲集》的校勘

《聊斋俚曲集》为清代学家蒲松龄所作,现存版本主要见于：路大荒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蒲松龄集》;盛伟编,学林出版社出《蒲松龄全集》。但两个版本在断句或韵脚确定方面时有微瑕。本利用内证法和外证法得出《聊斋俚曲集》曲谱,据此,进行校勘。     

论18世纪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广东濒临南海,海岸线漫长,天然良港众多,内河纵横交错,经济腹地深广。东江、西江、北江三大干流形成的东、西、南、北四大航线使广东的经济腹地扩展到西南、华中、江南、中原以至全中国各个省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广东成为海洋交通和内陆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唐宋以来,随着通海夷道的开辟和海外贸易地区的扩大,广州迅速发展成一个世人瞩目的国际商港。     

从地图上看中国：记“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匡国学术研讨会”

明末,千百年来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天下中心”的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传教士叩响,年轻的教士争相前往远东传播福音,中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便是这传教队伍中重要的一员。“卫匡国神甫宇济泰,意属提罗耳首府特兰托城人。在罗马学校肄业,并从吉尔切尔(Kicher)神甫特别肄习数学……初至浙江之数年中,适当朝代更易之时。因鞑靼内乱,不忘旧主者之擧义兵,地方不靖,     

从《乐章集》看柳永的享乐思想

柳永,宋代著名词人,其词当时就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巨大声誉,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然自宋以降,人们对柳永及其词的评价却是聚讼纷争,褒贬不一。对于柳永词的艺术技巧和慢词创作的贡献基本上是古今同调,一致称赞,对于其词思想内容及其人的评价,今人与古人分歧就颇大了。人体上来说是古人贬而今     

从《述善集》看元代小人物的创作

《述善集》是元代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崇喜邀其师友为其家族所作的诗文集,作者主要是一些生活于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创作展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濮阳地方文坛。"《述善集》多族士人圈"沟通了京师与地方,濮阳地方文学也因此与元末主流文坛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元末文坛主张关注现实的一派在民间的反响。执教于国子学的张翥、危素,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文学思想,都对濮阳小人物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看慈禧太后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发生于清朝晚期的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效仿和实施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由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改良运动。慈禧太后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的成为这场运动的最高领导者,这也就使慈禧太后自然而然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在诸多领域促成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关系密切,本文试从洋务运动的视角切入,略述慈禧太后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论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以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为例

一、引论 罗香林教授为世界客族著名的客家学学者,以其客家学研究,奠定中国客学研究的地位和方向,成为今日中国史学研究显耀课题。就罗香林教授历年专书著述和论文撰写,在其史学研究业绩,以及培植的后学各有传承发展,罗香林教授在史学上的贡献,堪称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大师。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述评

历史上,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明清时期是第三次传入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新教,都把目光锁定到中国,试图用西方宗教文化来渗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他们除了布道宣传以外,更多地利用其他手段开展宣教活动,其中教会教育是一种主要方式。粤港澳三地唇齿相依,潮汐相共,是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前沿。这与明清时期传教士的东来和随之而兴的教会学校有重要关系。对此,有论者指出：“教会的教育事业是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明清时期粤港澳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这一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情况,学术界虽已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嫌薄弱。     

从《寿宁待志》看明末廉吏冯梦龙

我国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生活在明末。明崇祯七年（1634年）,他60岁那年到寿宁当知县。在四年任期中,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引自清康熙版《寿宁县志·名宦》）。尤其难得的是,他在任期间亲笔写下了一部佳志——《寿宁待志》（以下称《待志》）。     

从牟巘《陵阳集》看南宋的地方官

南宋官员牟巘,入元后退居湖州,在江南文人中颇有影响。其生平事迹不详,从所着《陵阳集》中,得知他曾出任武冈军知军。其中有关文献记录了地方官处理当地政务的措施,为宋代地方行政史补充了具体实例。史籍和地方志失载牟巘曾在武冈任职及事迹,本文试图发掘有关资料加以阐释。主持祭祀是当时地方官的重要职责,因此重点介绍当地民间信仰的神灵,阐发其与现存古迹和神庙的历史渊源。     

从《东征集》和《平台纪略》看蓝鼎元的治台思想主张

历史上,重视台湾价值的,首先是郑成功和施琅,但真正重视台湾开发和建设,重视加强台湾防卫工作的,严格地讲,还是在蓝鼎元著《东征集》和《平台纪略》大声疾呼后开始的。蓝鼎元治台主张主要表现在治官、治军、治民、治“番”和治疆等五方面。由于他的主张立足于现实,又不忘历史．计计切中要害．所以多为朝廷所采纳．影响及至后代．蓝鼎元因此被尊为“筹台之宗匠”,这两本书因此成为治台之经典．为后人所啧啧称道。     

从教材的角度评张国刚 吴莉苇著《中西文化关系史》

张国刚吴莉苇合著的最新高教教材《中西文化关系史》集优美的文笔、缜密的思辨和卓越的史识于一体,一改过去人们印象中教科书枯燥乏味、观点肤浅的一贯形象,力求在骨架完整的前提下,做到血肉丰满、可读性强;在博采众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是一部有血有肉、见解独到的高教教材。诚如傅斯年所言,"编历史教科书,大体上等于修史,才学识三难皆在此需用,决不是随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