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但是,经过了二十年锐意的探索和尝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新考古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另一方面,考古学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流派纷呈,分支众多,目标、理论、技术、方法等都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新考古学究竟新在那里?传统考古学是否完全过时?当初新考古学所倡导的思想和憧憬的目标是否现实?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门学科的变革历程和发展方向。特里格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全面评估了新考古学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展望。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非了解历史,而是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考古学实践已经证明,由于人类行为自身以及外界各种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这一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律。这种复杂性动摇了新进化论、严密的因果律和整合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概念。在这种反思之下,特里格赞同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强调对具体社会和文化作具体的研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并对决定文化演变的因素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注重内因,也注重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外界因素。所有这些,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新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特定历史序列的解释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进程的一般理论之间的严格区别。同时,特里格还赞成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和“中程理论”方法,主张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结合,探讨了从事知识与信仰领域研究的可行性,还特别提到了当代社会意识对考古学家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作为著名的考古理论家,特里格视野宽广,知识渊博,长于思辨,而且富有一个真正伟大学者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的观点在西方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更大普遍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译介

20世纪中叶,考古学逐渐发展成一门以人为本的人文学科。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首先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标志了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维鲁河谷项目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和遗迹变迁的分析、史前遗址的断代和功能类型的划分、聚落形态变迁的研究等,推导出维鲁河谷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历时过程。这一开创性研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自汤姆森三期论创立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聚落形态成为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性起点,聚落形态的整合分析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为考古学透物见人、由器物转向人地关系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时,应该吃透其原始概念、科学定义和产生背景。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学说,而且对考古学本身的概念也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论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本源便来自柴尔德.1959年,夏鼐先生向中国的考古学者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以及文化与族的关系等学说,长期以来这便成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唯一准则.但是,夏先生所介绍的毕竟只是柴尔德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柴尔德的文化观是相当复杂的.从1959年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但中国考古学界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研究,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整体上剖析一下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     

古环境的复原及全新世时期的上辽河流域

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在过去20多年来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目前,环境考古已基本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很多考古学的课题中,而且,环境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也会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更加完善。然而环境考古学本身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考古学家有坚实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掌握古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其如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那些针对考古学研究的古环境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家如果能够初步将古环境复原的方法和理论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将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能使更多的考古学家掌握基本的古环境复原的方法,本文试图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环境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以辽西地区的古环境为例进一步说明如何解读那些像孢粉等的古环境数据,以此推动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开展。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     

地理信息系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应用的回顾与反思

<正>近些年,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更为多元化。这使得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丰富。考古学家不断引入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决考古学问题,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回顾西方考古学史,类似现象的出现可     

《考古研究杂志》

在运用生物进化对文化变革进行的长期研究中，考古学对大进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是其最新进展。研究这一范例的考古学家认为．大进化理论能够有效反应出新达尔文理论生物进化方面有关文化变革研究中的缺点。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论新考古学

路·宾福德(L.Binford),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家.新考古学又称进程考古学,是由宾福德于60年代倡导的,指的是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研究考古学.这一理论方法对当代西方考古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是宾福德1968年主编的“New perspectives ofArchaeology”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新考古学的思想,对于了解当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文章中的观点,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是不可以不了解,这便是译者向考古界同行推荐本文的目的.本文原名“As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基本上按原文译出,在少数地方作了技术性的删动.     

美国新考古学述评

文化进程研究1959年,考德威尔(J.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美国考古学》的文章,其中他探讨了所感受到的考古学的变革。他列举了对生态学和居址方式的兴趣作为是对文化进程新关注的证据。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仅仅是残存的器物类型的总和,其中每一种类型被作为同等重要的形制式样来处理。正如泰勒(W.Toy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