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札记

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新公布的敦煌文书有不少社会文书,本文对其中六件作了释录、考订。其中《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籍》,是罗振玉旧藏13行天宝六载籍前面紧连的部分。对《仓史令狐良嗣状》作了重新释读和订名。对《癸未年史喜酥买马契》契文作出考释,指出咸通七年表奏朝廷的米怀玉是敦煌的米都头。对广顺二年的《赵盐久户状》作出考释,确定此文书是由县一级统一抄写成册拟呈报给归义军使衙的"都受田簿"。考订了《驿程记》产生的背景及沙州专使的进京路线。通过对开元年间的《沙州会计历》考订,发现本卷实属法藏敦煌卷P.3841号《唐开元廿三年(735)沙州会计历》尾部的接续部分。     

列宁格勒所藏天宝年间敦煌田簿研究

1983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列·伊·楚古耶夫斯基的力作《敦煌出土的中国文献》①一书,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其中首次刊布的CP-366号文书,更引人注目。此件现存5断片322行,楚古耶夫斯基取名为《敦煌县寿昌乡农户田土精册》②。楚古耶夫斯基与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都对该件文书的年代、乡别,性质,作用,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但苏、日两位学者都认为此件的性质是退田簿,这又很难令人苟同。笔者不揣冒昧,谨陈己见,以求教于通人方家。一、cp-366号文书概况     

唐代均田制下宽乡的给田基准额

均田制把田土分成永业田和口分田,是为了运用给田和限田的功能。永业田20亩和口分田80亩合成100亩具备限田的功能。第一,永业田20亩符合于李安世奏文所提到的“力业相称”。第二,永业田20亩能够保障均田农民的最低生计。第三,合理说明为何敦煌户籍文书采用宽乡受田规定,而吐鲁番户籍文书采用狭乡受田规定。据此,在宽乡敦煌,考虑到均田制限田功能,不免出现均田农民之间田土已受率的差别。依据这种差别否定均田制施行,是不符合事实的。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北魏至隋唐实行均田制,敦煌的田土亦纳入均团制的范畴。贞元三年(787)吐蕃占领敦煌后,曾在沙州实行计口授田,每口一突(即10亩)。这种土地制度并未贯彻始终,吐蕃占领敦煌的后期,土地实际上已经私有化,土地的继承、买卖,不受限制。大中二年(848),沙州重新归属唐廷。此后,敦煌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外学者很少论及。近见冷鹏飞同志《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与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两文,对归义军张氏时期户口制度、土地制度、     

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1号墓所出一组文书,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的差科簿制作相关。通过对该组文书及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文书的梳理分析,可探究差科簿的制作过程、方式、地点等问题,并解释出土文书中所见不同形制差科簿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该类文书性质及其运行实际的认识。     

敦煌寺院中的都师

敦煌寺院中的都师田德新在九到十世纪的敦煌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中，尤其是在敦煌寺院的籍帐入支类文书中。常能见到作为僧官的“都师”一职。从其职掌来看，大抵是管理寺院杂务及日常入支事务的，其地位并不甚高，但由于文书中出现颇多，管领事务又较为纷杂，故是一不可缺少...     

敦煌文书中的“国太”夫人考

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国太"称号,是研究曹氏归义军联姻问题的重要线索,也涉及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若干重要问题。S.663、S.5957文书中的"国太"夫人索氏,反映出曹氏归义军初期与甘州回鹘之间的复杂关系。BD09015V、S.4537、P.2855、S.1398V几篇文书中的"国太"夫人是曹元忠的夫人翟氏,在其子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称太保时期(976-980),敦煌文书中开始称翟氏夫人为"国太"夫人。980年,宋朝敕封翟氏夫人为"秦国太夫人",但是翟氏夫人在敦煌文书中使用的是"国太凉国夫人"称号。S.4306文书中的"国太公主"是曹元忠的于阗公主夫人,"国太公主"的使用是在曹延禄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     

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再探

本文试图以宋代相对清晰的制度状况反观敦煌吐鲁番所出相对零碎的材料,对事目文书的分类、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被前辈学者统称为"抄目"的各种事目文书,在形式、功用上有着本质差别。除了常见的"受事发辰"记录外,一种为规整的收文登记,不但可存档备考,还可以与发文机构的事目进行照验;另一种则是官司内部文书处理完成后的记录,在宋代被称为"勾销承受簿"。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书写特征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功德记文书由“家族式”的书写模式,转换到了“统治群体的发愿”模式,继而又转换到“节度使家庭人员的发愿”模式.曹元忠、曹延禄时期,敦煌文书在内容、人物称号等方面都表现出继承性.敦煌功德记文书的文体、内容方面的变化,反映了敦煌地区仪式的变化.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敦煌遗书知多少

敦煌遗书知多少○郭怀亮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遗书被发现不久,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家”、“考察队”便轮番到这里探宝。数万件举世罕有的古代经卷文书和被剥离下来的珍贵壁画,被一支支接踵而来的马队驼队运走,散落在异国他乡。敦煌藏经洞遗书究竟有多少？自从它...     

敦煌文书《诸寺付经历》刍议

序　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敦煌文书《诸寺付经历》,系原滨田德海旧藏115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滨田德海在北京、天津等地收购得一批敦煌文书,大概有近二百件;五十年代,滨田氏将这批文书出售给东京井上书店;后来,井上书店将这批文书的一小部分出售给日本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诸寺付经历》即在其中,编号ＷＢ32(3)1。①但由于这批文书是四十年代中期由滨田德海带到日本的,所以没有被编进《昭和法宝目录》。有关的消息,是后来由井上书店透露的。1980年,土肥义和先生在《敦煌讲座·3·敦煌社会》一书中,论述“敦煌吐蕃、归义军时代…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

<正>《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以下简称《论丛》)2012年12月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中的一本,全书35万字,是朱雷教授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论文精选。作者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师从唐长孺先生读研究生,1962年毕业后留在唐先生创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从事中国中古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作者是魏晋南北朝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的     

略论敦煌文书的地名学意义

略论敦煌文书的地名学意义华林甫敦煌遗书中的地理文书,形式多样,既有全国性的地志文献,也有沙州、敦煌一隅的方志,数量约有四十来种。这些文书所记地名,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其有丰富的地名学内涵。其中,伯２００５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伯２５１１号《诸道山河...     

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

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刘进宝“地子”一词，传世文献中所见不多，幸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有关“地子”的文书，为我们探讨唐五代的“地子”提供了一些宝贵材料。姜伯勤先生曾发表了《一件反映唐初农民抗交“地子”的文书——关于〈牛定相辞〉》①，探讨...     

敦煌法制文书研究综述

在总数约５万件的敦煌遗书中,法制文书所占比例较小。目前所见汇集较全的当属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一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该书在“法律文书”栏内收录了敦煌唐代法典写本及判集残卷２９件,另外,书...     

敦煌文书S373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

敦煌文书S373号记载有十首诗,多不为人注意,唯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因劫经录》肯定其前五首为李存勖所作,对后五首则定为后人伪托,黄永武先生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敦煌宝藏》时,前五首诗采用王说,后五首直名为《唐玄奘诗五首》。学术界基本接受了这种说法,对这十首诗没有提出任何疑议。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读这卷文书时,不难发现这种定名法存在许多问题:从卷子书写上来说,显系出自一人之手,那么为什么将两位时代相距甚远又毫不相干的一僧一俗的诗抄在一起,而前者为真作而后者为伪托?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简谈敦煌写本斯二五○六号等唐修史书残卷的性质和价值

敦煌写本中,有四件正背两面书断片,分别编为斯2506号、斯2380号、斯2810号和伯4073号.这四断片内容相同,正面为唐开元廿七年钞本《文子》,题记作:“开元廿七年廿一日/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道士冯□鑵初校/道士常□云再校/道士何思远三校”.背面即唐修史书残卷,四件可衔接,共65行,前部残缺,结尾完整.现存部分以编年方式记唐代玄、肃、代、德四朝间六十余年大事,自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公元721年-7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