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运动再析

20世纪 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一定范围的实践 ,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波折。“前十条”、“后十条”及其修正案以及“二十三条”是指导运动开展的重要文件。由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指导下 ,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做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全党搞经济建设的注意力 ,但总体上看 ,社教运动的错误还属于局部性质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1963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持续4年之久。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到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事实上,这个运动只是“文革”浩劫的前奏。     

陈毅“爱情诗”背后的故事

陈毅与张茜合影陈昊苏编的《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收入陈毅诗作357首,几乎全是怀旧事。纪征程、抒豪情,寄壮志之作,气魄雄浑,读来犹如铁板铜琶唱大风。仅有的几首爱情诗,反映了陈毅生平的另一个侧面,读来情意绵绵,令人回肠荡气,弥足珍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我国大地。山河破碎,民族危急,全国出现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国共两党能不能再次合作？民族危机能不能挽救？当时党内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他们说,军阀、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     

陈毅作右派代表的原委

“文革”期间,陈毅与其他老帅一起大闹怀仁堂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帮骨干受到批判。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寻找中共“一大”诞生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使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化。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矛头直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多数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好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改变。     

陈毅演讲：反对毛泽东不一定是反革命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在一次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陈毅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在这篇演讲稿中,陈毅磊落地表明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一一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     

反思的局限

陈毅之子陈小鲁为“文革”公开道歉,45年前,他是北京的红卫兵领袖。     

“三反”运动中陈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报告

正陈毅是党内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之一,素有"儒将"之称,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在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期间,为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上海高校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关于陈毅关心知识分子的具体案例,党史上已有大量的记载,老一辈学者也有大量     

陈毅去世后的一段重要史事

<正>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8年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兴趣。     

周恩来“文革”期间扶危救急的智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背景下发生的特殊政治事件。这场运动前后历时十年,给全国人民留下器梦一般的记忆,特别是运动初期的除“四旧”和接着的所谓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修正主义黑线、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抓叛”、“挖特”等极端做法,真正是“触及到了每个人的灵魂”。     

包产到户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

196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毛泽东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止住了党内的争论,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笔者梳理了亲历者的回忆录、原始档案等资料,试对包产到户引发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之间的关联做一揭示。     

陈毅蒙冤“黄花塘事件”的前后

刘少奇说：“中央调我回延安．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毅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

除四害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农业十七条》中,提出的初衷不仅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更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粮食产量。毛泽东对除四害运动极为重视,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的宣传工作和纲领性文件的修改工作,还把这场运动列入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在中央的重视下,除四害运动于1957年冬和次年上半年达到高潮。除四害运动为消灭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场运动并未带来粮食增产。除四害运动具有明显的急躁冒进的时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再探讨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运动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多快好省”转向“质量第一”。运动开展了两次：第一次由中央下发指示，即自上而下地开展；第二次则是在央地互动之下，由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即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既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中提振了中国经济，同时还树立了“质量第一”的发展思想。     

《陈小鲁红二代光谱》

因为陈毅之子、红卫兵领袖的身份,陈小鲁为“文革”道歉似乎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用意。在见到他之前,记者揣度着背后的动机,猜测出的说辞宏大得有些幼稚,国家啊民族啊,寄望于未来云云。陈小鲁只是说,再不道歉,受害者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道了歉,心里才安宁。大概人到了一定年纪,野望和矫饰便少了。     

邓小平与反高饶斗争

反高饶斗争,是建国以后党内第一场反宗派主义斗争。邓小平和高岗本来共事不多,也没有多少来往,更谈不上有什么深交或直接的矛盾。但是,从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后,因工作关系,与高岗有了一些接触,不久就遇上了高岗、饶漱石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制造分裂的阴谋反党活动。在这场政治斗争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说质疑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初期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也是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关于这场运动起止的时间,目前的党史和国史的权威著作多持一年说。较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0月发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何沁主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