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我的所见所闻

(一)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的谈话 我同彭真同志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和谈话,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北戴河.     

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的5月间。当时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包子铺的楼上。林枫同志被派给少奇同志当秘书。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青年会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当教谈工作,一般都是在我去女工夜校教课     

难忘接待李先念主席

从1984年起,我在武汉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工作十多年.期间,我接待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部委首长及全国各地负责同志不计其数,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接待是新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     

谷牧与秦皇岛

谷牧是秦皇岛人民非常熟悉、敬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是我接待最多、接触最早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1980年2月14日,我陪同秦皇岛市委、市政府(当时叫市革委会)领导第一次接待谷牧来秦皇岛视察,2006年8月21日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最后一次送谷牧离开秦皇岛返回北京,在这27年间,谷牧先后有25个年头来过秦皇岛,亲自听取汇报、调研视察达50余次.可以说,谷牧对秦皇岛是情有独钟的.他的足迹踏遍了秦皇岛的山山水水,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秦皇岛人民的心中.2009年11月6日,谷牧同志仙逝,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追忆谷牧与秦皇岛的情谊,有感而发,以此寄托对他老人家的无尽思念和缅怀之情.     

聂荣臻元帅与“两弹一星”

我是1984年3月到聂帅身边做专职保健医生的。其实,我在到聂帅身边工作之前,早就有幸亲眼见过几次聂帅。最早的一次是1981年夏天,当时我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驱车看望在北戴河作暑期休养的聂帅,亲眼见到这两位老人亲兄弟般的会面。再一次是1981年9月24日,在京西宾馆,我站在参加演习部队被接见人员的行列当中,聂帅与其他中央领导与我们合影。现在,这张2米长的千人大照依然悬挂在我的书房墙上。还有一次是1982年9月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我作为小平同志的随员到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亲眼见到聂帅。     

回忆乃超同志

冯乃超同志是我的老朋友和情同手足的老大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我多年的直接领导者.我们大约在1935年就认识了,那时我们都在武汉,他在湖北省民政厅,我在武汉搞戏剧运动,得到他大力支持.1936年他的夫人李声韵应邀在我组织排演的一出外国话剧中饰演女主角,来参加过几次排练,后来她因身体不好,没有正式出演.     

亲历音配像工程（五）：把谭派艺术的精华保留下来

“音配像”来自瑞环同志的精心策划我最早听说音配像,大概是在1985年。那时,我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一连演了十几场,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经常去看。他怕打扰演出,每次去的时候也不事先通知我们。有一次,瑞环同志请部分京剧演员吃饭,李世济、张君秋、谢虹雯和我都参加了。在饭桌上,瑞环同志便十分诚恳地向我们征求对于音配像的意见。     

保健医生忆聂帅

我是1984年3月到聂帅身边做专职保健医生的。其实,我在到聂帅身边工作之前,早就有幸亲眼见过几次聂帅。最早的一次是1981年夏天,当时我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驱车看望在北戴河作暑期休养的聂帅。我亲眼见到两位老人亲兄弟般的会面。再一次是1981年9月24日,在京西宾馆,我站     

学习张闻天的“担肩胛”精神

我和张闻天同志曾经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东北,一次就是1954年,我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东欧。我今天不想讲很多,只想讲一点,就是李大钊同志有副对联叫“铁肩担道义”,这一副对联放在闻天同志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上海人常常讲有没有肩胛？敢不敢担肩胛？这个问题对共产党员来说非常重要,在今天来说仍十分重要。看到好的事情敢担,不好的事情、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就不敢担。我从闻天同志的一生体会到这个问题,而且体会得很深。遵义会议上那种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为此他同王明路线彻底决裂,而且面对面地…     

在《奉贤县续志》评稿会上的讲话

非常高兴应邀到上海市奉贤区参加《奉贤县续志》评稿会,这给我们北京来的三位同志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调研机会.原来我以为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是比较清闲的,没有想到工作很繁忙,特别是各地的同志,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武汉解放前夕的一个地下油印小组

我至今对油印机有着特殊的感情.这要从我们那个地下油印小组讲起.特殊任务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八·一九”大逮捕后,由于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组织上决定我从北平转移到南方工作.1949年1月,我在武汉和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关系,由杨坤泉同志与我联系.在第二次碰头时,老杨对我说:“组织上准备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搞一部油印机印文件,怎样?”     

当年采访数学家陈景润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在数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世界先进成果的陈景润处在病危中,处境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出于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心和对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幸遭遇的同情,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在长期交往中,我和陈景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

(一) 1988年,是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最大的一年.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问题,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发了中共中央[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同志辞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职务,红旗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同志主持;免去马仲扬同志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同志的顾问职务.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我与胡耀邦的交往

解放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     

怀念李修仁同志

<正>我与李修仁同志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在中共离石县委书记任上,他任中共山西省汾西煤矿管理局党委书记。一次他来吕梁谈工作,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铭山请他吃饭,因离石有汾西煤管局的矿,便把我也叫了去。那次,他讲了许多关于地下资源与地上资源的关系问题,对我启发很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的第二次交集是在1983年3月中央调整山西省领导班子之后,修仁同志任省委常务副书记,我任省政府副省长。但由于修仁同志分管党务,我则分管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7期上刘树岗同志撰写的“周总理首次视察大寨”一文,我读了两遍。文中称卫恒同志是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身份接待总理和外宾的,这恐怕是记错了。总理第一次到大寨,我随卫恒     

瞻仰邓小平同志故居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我回忆起在近几年间三次回家乡广安探亲,两次参观邓小平同志故居的情景,印象深刻,记忆犹新。这使我更加怀念、更加崇敬小平同志。     

我与耀邦同志的交往

1953年,我任共青团甘肃省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我任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九大上,我当选为团中央常委.这前后两次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年,中间因工作调动隔了几年,但所幸的是,我在共青团工作期间,团中央第一书记都是胡耀邦同志.离开共青团后,我仍多次见到耀邦同志,聆听他的教导,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与政治家风范.     

缅怀丁公量同志

2017年3月7日,我所敬仰的革命老前辈丁公量同志去世了。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丁公量同志,是在十年前吧,我退休后去看望他的夫人——我所在单位的老领导苏菲同志。丁老陪着苏菲与我聊天,就像原本认识的朋友,还送给我两本书。一本书是反映皖南事变的电视剧本《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以及剧评汇编,丁老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