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耶夫与俄罗斯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一俄罗斯是随着向东方的逐步扩张和与中国通商而开始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蒙古和中亚民族史教授巴尔托尔德在其 1 92 5年出版的《俄国及欧洲的东方研究史》一书中认为 ,俄国人起初最想知道的是“中国在什么地方、如何富庶以及是否有利可图”。从俄国政府给出使中国的使节的指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俄国政府及商人对中俄贸易的关注程度。在给巴伊科夫的指示中 ,沙皇政府要求他了解贸易方面的情报 ,比如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俄国人应该带什么货物去交易、中国的水陆交通运输等。所以 ,是现实的经济利益促使俄国努力要…     

古代出使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使团

我国第一个成功出使欧洲国家的外交使团,是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派遣出使俄国的托时使团。这一使团的出使,在当时颇有影响,但长期不为后人所知。俄国在１７世纪中期开拓西伯利亚后,成为中国之近邻大国,两国关系的好坏对双方都有着重要影响。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

曾纪泽(1839—1890)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外交活动家。他自1878年(清光绪四年)8月奉旨派充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1880年2月又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10月始离任返国,连续担任驻外使节长达八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穿梭般来往于英、法、俄三国,主持使馆的日常工作外,主要是做了三件大事:其一     

中俄北京贸易初探

在早期中俄贸易史上,北京贸易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贸易对两个相邻的大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北京贸易并未象恰克图贸易一样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因此,探讨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是十分必要的。从蒙古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关系就已经建立,当时俄国商人把毛皮、皮革以及其它本国产品运往北京,M·舍尔乌德在《通往中国的大道》一书中说。在北京的外国商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其中就有俄国人。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贸易关系并不密切,更多的只是偶然的现象。而且由于蒙古地区在一、工、六世纪的相…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外销民俗画收藏

<正>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贯通,中国商品大量传往欧洲,使得中国商品对俄国人来说不再陌生。16世纪中国的器物文化便已为俄国宫廷所知晓,17世纪即有俄商来华贸易,中国物品成为俄国宫廷贵族猎奇的目标。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随着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引欧入俄被引入俄国,欧洲大航海时期由海路泊来的中国物品和中国知识也被间接地     

曾纪泽使俄谈判与李鸿章使日谈判之比较研究

1880年,曾纪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1895年,李鸿章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日本,就结束中日战争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对于这两次谈判签约活动,史学界一般作这样评价:曾纪泽与沙俄谈判,“力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作出了贡献的”,这在“清     

关于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十分频繁,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交聘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诸如:使节出使携带什么样式的“国书”;使节进入对方境内,接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到达对方京城或出使目的地,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对方皇帝以何种礼仪接受国书;使节回国,送伴使按何种礼仪送伴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使节的立、坐位置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交聘礼仪的规定,代表一定的等级,因此,宋金双方都十分重视交聘礼仪,并围绕着交聘礼仪问题,展开一系列斗争。本文不想对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做全面探讨,只想就宋金交聘“国书”过程中的斗争,略加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早期中俄关系的珍贵史料──《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评介

早期中俄关系的珍贵史料──《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评介黄定天中俄两国的交往最早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现已发掘出的史料看,１７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国在边境地区已确有接触。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俄关系应发端于１７世纪三四十年代。双...     

13—14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变迁及影响

13—14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

本文利用中韩现存文献及金石史料,围绕9世纪唐与新罗使者频繁往来关联问题,做了若干探讨,认为此一时期双方的交涉,呈现出官方交往的理性多样化和民间交往经济文化蕴涵增大的特点.同时,还对学界很少关注的唐使节崔廷出使新罗的时间,新罗望德寺双塔"战",《贞元集要广利方》传入新罗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

本文认为嘉庆十年出使中国的戈洛夫金使团,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此次出使反映了19世纪初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新诉求、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等问题.     

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

辛亥革命时期的俄国与外蒙古 ,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在当时的条件下 ,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 ,并不支持外蒙古形式上走向独立 ,而是打着“调停”旗号 ,一面唆使外蒙古脱离中国 ,投入俄国怀抱 ,另一面又以维护中国“宗主权”的幌子来控制外蒙古。俄国通过签订《中俄蒙协约》等条约 ,将外蒙古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从而使其实质上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对该地实行“俄治”。     

17世纪至18世纪前期中俄边境贸易的建立与发展

中俄边境贸易关系始于何时,目前尚不易弄清确切的时间,据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载:后金崇德三年(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向清太宗皇太极进贡物品中有俄罗斯的鸟枪之事。据此判断,大约早在17世纪初,在沙俄扩张势力向西伯利亚地区推进中,俄国官兵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就与我国北方边境地区的蒙古、哈萨克、维吾尔等族发生了贸易关系。当时,我国正处于明清王朝兴废更替时期,故在中国官方史籍中对早期中俄边境贸易的记载甚少。至今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课题的探索研究也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蒙古包后面的木杆(蒙古族)

在蒙古族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后面,通常都立着一根尖秃秃的木头杆子。蒙古族人对这根杆子十分敬重,平常是不允许外人随便走近它的。这是为啥呢? 括说,汉朝的苏武去匈奴出使,被匈奴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所见江苏运河风物考述

<正>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一衣带水,交往密切。历史上,越南为中国藩属,例要朝贡。使节出使中国,多有诗文集传世。行文献多为越南使节的诗文著作,记录了越南使节的使程生活,沿途见闻。最早的清代越南燕行文献为1673年越南使节陶公正的《北使诗集》,而最晚的为阮述、范慎遹的《建福元年如清日程》。清代越南燕行文献时间跨度200余年,历经越南后黎朝、西山朝、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