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6—17世纪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

自16世纪中叶起,由于地理及经济因素的驱动,沙皇俄国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方扩张,至17世纪末基本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奠定了现代俄国疆域的基础,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

19世纪俄国农民生活在村社制度下。自然—气候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到村社的兴起与延续 ;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 ;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了单个农民面临的难题 ;村社社会结构和职能的二重性使其善于灵活地应对社会、经济的变化 ;村社的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感召力很强 ;社会舆论的力量使农民时时遵守传统道德与传统行为规范。村社制度构成了俄国社会制度的基础 ,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贵族的经济状况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农奴的解放使该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农奴的解放是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作出的一种自救式反应。在农奴制改革前政治经济地位就开始发生变化的贵族因农奴制改革带来冲击性的影响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反应各异,一部分贵族无所适从,消极应对,彻底变卖土地,沦为无产者;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贵族对所处现状作出积极的调整,他们或凭借自己的实力希望挽救他们正在失去的辉煌,或转向现代资产阶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领头人;更多的分化为俄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中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俄国政治中具有影响的力量。     

19世纪60—80年代俄国报刊的大众化现象

19世纪60—8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禁止创办和进口报刊的政策,放宽书刊审查尺度,允许新闻刊物公开讨论时事问题,因此报刊出现了大众化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氛围改善,城市间交通的便捷,农民进城打工改变了思维观念,受教育群体扩大等,也都推动了俄国报刊的大众化发展进程。     

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

俄国于公元11世纪遣使进入圣地耶路撒冷,1847年向耶路撒冷派驻宗教使团,此后不断强化在该地的宗教存在,购置地产,建设房产,建立起东正教徒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基地。俄国虽然以宗教形式进入中东,但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都是政治性的,反映出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俄国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是其未来插手中东事务的一个政治支点。它这种以宗教为先导、扩大区域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值得充分注意。     

近代(1840—1919年)俄国商人在新疆活动述论

<正>一、早期俄国的扩张与新疆商贸关系\"俄罗斯\"一词起源于欧洲古代一个东斯拉夫部落的名称\"罗斯\",俄罗斯族的先民最早居住在欧洲东部,公元1世纪时被罗马史家称为\"维勒底人\"。10世纪,罗斯大公奥列格控制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周围部落,13世纪,基辅罗斯被蒙古人吞并,归入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元朝文宗皇帝时,曾征调金帐汗国境内的1万名罗斯军人入大都充扈卫亲军,并赐给土地令其耕种,这是历史上俄罗斯人大     

11—17世纪俄国对日本的早期认识

深入研究俄日早期的相互认识是探寻俄日关系历史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和领土之争的关键。研究俄日关系史就应该回到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6—17世纪俄国主要通过东方阿拉伯国家、蒙元(中国)等第三方积累起对日本的早期认识。人文主义思潮涌现后,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西方探险、游历活动的开展,俄国人对日认识不断更新和拓展。这些早期认识为俄日的正式建交提供了潜在助力。从17世纪开始,伴随俄国的远东疆土开发,俄国获取日本之消息的渠道趋于直接而畅通。本文立足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从地理和文化关系入手,考察俄国对日本从模糊、片段式的了解到逐渐准确、详细的认知过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呈现俄日早期关系的发端。     

1898--1917年的俄国在华企业——以哈尔滨地区为中心

19世纪80年代后,俄国开始推行积极的远东政策。到90年代,俄国远东政策的直接表现是在华大规模兴办企业。近代俄国在华兴办的企业主要以哈尔滨地区为中心,以金融、交通企业的兴办为标志,类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东北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美国进步主义视角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进步主义思想早已在美国得到发展,主要以拥护威尔逊总统内政方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以及持更具批评性意见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进步主义各方代表们各持己见,表现出不同反应,这不仅在美国引发了对俄国革命的排斥,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俄国激进主义的必然性、有效性进行合理化理解的尝试,从而导致威尔逊政府在对俄政策的制定上发生了混乱局面,也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

二次革命期间,进步党处于北洋派和国民党竞相争取的有利地位,获得了上台组阁的机会,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成立以熊希龄、梁启超为核心的新政府,立完派第一次掌握了部分中央政权。新内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政方针,但也副署了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命令导致国会解散。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袁世凯利用承德盗卖文物案胁迫熊希龄副署,本文经过考证认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熊、梁等进步党内阁派早已存在开明专制思想,而且对民初议会政治实践不满,他们希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但是在国会解散后不久,失去支持的熊梁内阁也在北洋派的压力下黯然倒台,标志着这种依附性的开明专制道路完全破产。     

论美国报刊媒体的大众化(1865-1914)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开始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时代”。当时的报刊杂志恰当地映照了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主观性的政党报刊转向客观性的独立报刊;廉价又通俗的报刊杂志的兴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