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契丹族官员的外交活动及作用

金代契丹族官员以其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多次奉命出使宋、西夏、高丽、蒙古等周边政权,或接待外国使臣,他们在外交活动中为维护金朝的外交秩序和宗主国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党项人的党项姓和蒙古名

蒙元时期进入中原的一部分党项贵族喜欢取蒙古语的名字,表现出对蒙古当权者的依附心理。明代的一些党项官员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的名字采用了"党项姓/汉姓+蒙古名"的形式,目的是宣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汉人。明刊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的发愿文里出现了 24个这样的人名,是罕见的用西夏字译写蒙古语的记载。正确解读这些人名,可以为西夏覆亡之后党项人的文化认同提供史料依据。     

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出身研究

辽、宋、西夏并立的时期,宋朝遣辽使臣群体是一个值得关注问题。以往学者对使臣的数量、人员、出使时间进行过研究,然而对于使臣的出身问题,学界少有论及。从正使、副使出身入手,探讨了研究其出身的历史意义。     

西夏“汉式头巾”初探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汉人臣僚当戴汉式头巾,其形制与"番样头巾"的区别为向后长垂的"阔大带"。西夏汉人官员上朝所戴首服似为有顶头巾,这应是受到宋朝士风影响的结果。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西夏汉人研究述评

汉人对西夏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传统史料记载的缺失,造成西夏汉人研究或恐难以延展,但近些年来新出土资料中却保留着大量西夏汉人信息,为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可能。本文从西夏后族中的汉人、汉官和汉僧三个方面,就学界对西夏汉人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学界对西夏汉人研究的发展。     

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乘吐蕃势衰,联合当地各族人民起事,驱逐吐蕃守将,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大中五年(851年),唐任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直到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为西夏所灭,除张承奉一度称金山国外,归义军存在了一百七十余年。不论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西北民族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曾在河西起了重要作用的地方政权,都应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吐蕃、回鹘、西夏先后阻隔,中原地区流传下来的史籍所记瓜沙史事简陋而且多误,因此,沙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家窟”与“公共窟”——瓜州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构成再探

此文重新检索了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身份构成,认为此窟的性质是一个有浓重官方背景的"公共窟"而非通常认为的"家窟"。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地区之后,统治该地区数百年之久的当地世家大族受到残酷战争的重创,已经无力继续作为开窟造像的中坚力量而被西夏政权的高官新贵所取代。西夏文武官员集合财力权力开创新窟,使瓜沙地区的西夏石窟具有了与前代佛窟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试论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

跪拜礼是封建社会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表现形式。 1873年外国使臣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 ,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 ,严重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西方国家礼制、礼仪书籍的传入 ,清廷出使官员对外国政治与外交礼仪的感知 ,均使国人对跪拜礼仪进行深刻的反思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对跪拜等旧礼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且身体力行 ,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跪拜礼已深深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 ,因此废除跪拜礼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 1912年 ,中华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废除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这既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同时又是国人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的自然选择     

辽、西夏、金民族政权的汉化探讨

辽、西夏、金政权的汉化及其儒统治国的相关问题可作比较探讨。辽、西夏、金政权的汉化方式主要体现在:统治者自身的汉化、重用汉人儒士辅政、参学中原王朝儒统治国方略、社会组织的汉化等方面,这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仪典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也是他们用来减弱政权中部落首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这种汉化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存在着差异性,主要是受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环境、民族间经济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既有保留旧有习俗制度的心理,又有学习接受汉文化制度的需求,并掺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传统的"华夷观念",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当时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但在表笺外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表笺问题纠纷。通过对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中表笺纠纷的考察,论文分析了表笺问题产生的原因,总结朝鲜表笺外交的成功之处和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成果。     

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18世纪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朝鲜人逐渐调整心态,对盛清时代的来临,作了全新的认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形势的变化,以及朝鲜燕行使者孜孜不倦的公关活动,中国官方对燕行使团成员的限制逐渐放宽。在这一世纪,燕行使团渐渐摆脱了朝鲜馆内序班(中国胥吏)的控制,直接与琉璃厂的书商等展开频繁的交流。由于琉璃厂是当时北京雅俗文化的中心,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书籍采买的来源,而且,通过持续不断的观察,以及与不同阶层的接触和交流,也使得朝鲜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     

汉代豪民研究论纲

汉代豪民在类型上可划分为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汉武帝官营工商以前,工商豪民是豪民阶层的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伴生了兼并土地、骄横不法等问题,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主要的。官营工商之后,豪民经济结构发生逆转,乡里豪民成为豪民阶层的主体,田宅逾制、豪民役使、豪民私债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豪民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开始不断以自身的存在影响国家政策、法令的调整,逐渐改善自己的地位,进而踏上仕途,上升为公卿士大夫,演变为门阀士族。     

论明王朝治理安多藏区的策略及成效

安多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在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     

石氏家族的中原之路——石解墓志释读

代北胡姓在魏孝文帝改革时,进入中原的族姓基本都改成汉姓,除了众所周知的若干大姓,其实还有不少中低等氏族,乌石兰氏改为石氏即是其中之一。历时数百年后,随着南下、汉化、改姓、改籍贯等,进入唐朝的石氏家族,已经汉化,但仍然保留了代北胡姓的影子或尾巴,甚至与汉晋中原石氏纠缠不清。通过对"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解府君墓志铭并序"的释读,同时辅以撰写者石洪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石解与从弟石洪,虽然有可能是分属风马牛不相及的汉胡族系,但起家走的都是科举之途,发达和辉煌也与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两门石氏辗转各地,在石解和石洪前后几辈逐渐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居住和仕宦圈,反映了部分中等士族在唐后期向洛阳集中的趋势。其中,代北胡姓社会关系网的遗存仍然若隐若现。     

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与规范

行省治理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共和政治的运作与国家的命运。然而,在行省治理过程中,作为实际治理者的罗马官员滥用权力,通过多种途径大肆搜刮钱财,成为行省治理中的首要弊病。为遏制这种弊病,规范行省治理,罗马当局围绕着官员搜刮钱财现象,不断加强法律建设,呈现出立法条款细致化、诉讼程序固定化以及惩处严厉化的倾向。但是,行省治理制度中总督权力缺乏制衡,荣誉任职的传统观念以及税收体系的混乱等因素为罗马官员滥用权力、非法敛财提供了条件,而相关法律实践过程面临着距离、语言、时间与经济成本等实际障碍,且法庭充斥着腐败与偏见,导致治理局面未因法律建设的加强而得以有效改善。行省治理的失当从行省与共和国政治两个层面加速了共和政治的失序,推动了内战的爆发,进而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两汉时期谱牒学概论

两汉时期的谱牒学在谱学发展史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原因在于这些学者认为只有私家之家谱、族谱才算是谱学著作。本文认为论述家族姓氏起源及发展的论著和论述帝王世系的史表同样是谱学著作。因此,《史记》等史书中的各类史表,以及王符、应劭等人专门论述姓氏的诸多论著便一同构成了两汉时期谱牒学的重要内容,且相当丰富多彩。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

西夏墓葬可分为土洞墓室和砖室,砖室墓多为汉人墓,而党项人墓几乎均为土洞墓室,党项人墓代表着西夏墓葬的形制特点。西夏党项人墓的墓葬结构和葬俗,既反映了党项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唐末、佛教文化因素,表现出西夏文化的多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