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文王碑》及相关遗迹辨正

《成都物》2000年第1期载荣远大、刘雨茂二位学合撰之《北周王碑真伪考》(以下简称《考》),谓今存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乡大佛村境的省级物保护单位北周王碑,并非北周初元刻立的原碑,而是后人利用已残的两通原碑,“经续补之后重刻的”伪品。这一观点,较之笔发表在《成都物》1987年3期的《北周王碑及造像问题新探》(原稿题名《千年古碑寄伪刻》),仅怀疑和论证该碑之额题系后人伪刻,《考》的见解透辟多矣。     

用信仰照亮未来——走过恽代英烈士殉难处

正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现省生态环境厅)机关从省委大院搬到江东北路后,我每天从城东乘地铁2号线到城西上班,出云锦路地铁站西行,途经某部军营大门,看到大门外绿篱边的"恽代英烈士殉难处"文物保护碑时,心中都会默念起恽代英烈士那首充满壮志豪情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曾国藩《送莫友芝》杂考

一、看似送别诗,实为寄赠诗《送莫友芝》最初见载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长沙传忠书局刊印的《曾文正公诗集》卷四。从题目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而事实上,这是一首寄赠之作。《郘亭诗钞》卷四有《次韵答曾涤生阁学见寄》,称“见寄”,即是明证。在这首诗的下面,又有《魏将侯承柷大令为致曾涤生阁学诗并用其韵见寄和答》诗一首,据此,知转寄曾诗者为魏承柷。     

忧患遣怀，浮沉寄兴--浅析翁同龢碑画诗的抒情性

翁同龢的碑画诗大多抒写国家忧患和人生浮沉,真挚典雅,有强烈的抒情性。翁同龢碑画诗的抒情方式主要是直抒胸臆,内容以抒发个人志节、感慨时事为主。另一种抒情方式是托物寄兴,主要是慨叹宦海浮沉。翁同龢碑画诗的抒情性不仅折射了晚清的文化记忆,并且是我国传统诗歌纵向演化的投影。     

景教碑书写者吕秀岩官衔中的“前行”辨正

<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人省称之景教碑)第31行为"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后人据此认定景教碑为"吕秀岩"书写,但是对于他官衔中"前行"的     

傅山《五峰山草书碑》注释

1983年在山西省寿阳县五峰山找到了傅山的草书碑一通,友人带回了拓片,一见之下令人惊叹不已。草书碑写的是一首诗,诗的内容专论草书艺术,而且这草书碑正是草书艺术的典范。《霜红龛集》卷七载有此诗,抄录于此：     

以《送李誴移守保塞诗碑》勘正《续资治通鉴长编》一处人名之讹

《送李誴移守保塞诗碑》今存保定市古莲池北碑廊,碑纵90厘米,横125厘米。元四年(公元1089年),客省副使李誴自京城开封移守保州(今河北保定市),蔡京等赋诗为其送行,诗或五言或七言,多为律诗。李到保州后,遂把诸人诗作刻石留念。此碑落款为“元四年九月十一日,客省副使、权     

苻秦《魏故邓太尉祠碑》考释

苻秦碑在宇内存者仅有两通,一是《魏故邓太尉祠碑》,系苻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刻,一是《广武将军碑》,为荷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刻,两碑皆在陕西境内。这两碑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各具有特色,在史料上也具有价值,以《邓太尉祠碑》史料价值更高,可补史籍缺误之处甚多。以前历史研究者虽曾涉及,如清人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及近人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都曾依据过此碑,但缺欠之处尚多,现在仅就碑文作一些考释。碑为隶书,正文共八行半,行十九字,     

元氏汉碑刍议

河北省石家庄市南部的元氏县,战国时期为赵公子元的封邑,故名元氏。西汉至三国魏常山郡(国)皆治此。元氏县境内封龙山上,有东汉时期几通碑刻,最著名的有《封龙山颂碑》,刻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祀三公山碑》,刻立于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白石神君碑》,刻立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这三通汉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以书法艺术价值而闻名于世。清代学者杨宋敬评《封龙山颂碑》的书法价值称:“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     

甘肃岷县文徵明行书诗碑

甘肃省岷县文化馆藏有文徵明行书大字诗碑二石。二碑同高182厘米,一碑宽81厘米,一碑宽98厘米,皆两面镌刻,每碑各刻《上巳》、《九日》诗一首。行书大字,字高13至18厘米,宽11至15厘米,书法苍劲雄秀。《九日》"雨晴"一首碑末有小字篆书跋一段:"《上巳》、《九日》诗四首,长洲文徵仲书也。因岷州字学不传,命曹生伯     

闻喜县博物馆藏《康熙御书碑》

《康熙御书碑》（图一）原为朱裴墓遗物,现藏于山西省闻喜县博物馆,此碑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碑长116厘米,宽42厘米,厚14厘米。该碑四周阴线刻云龙嵌珠,碑文分诗、志两部分,左部为康熙御书中唐诗人常建的《三日寻李九庄》诗文,行书7行,每行4字。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北省定州市内有一坊古老的清真寺,寺内有一幢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该碑在中国回族史、乃至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国内对该碑的史学价值了解的人甚少,故该寺仅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有凤食鸡禄之误。余今欲对《重建礼拜寺记》碑进行释义,以阐述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就教于方家。　　《重建礼拜寺记》碑确实是元代的原碑关于《重建礼拜寺记》碑,国内学术界有两次失误的报道:其一是孙贯文先生于1961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跋》,其中云:“重建礼拜寺记拓本,北京大…     

西夏承天寺“两碑”三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当时资料极端缺乏的情况下,笔者有幸看到了《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撰文对“两碑”（一为元吴大庆三年（1038年）《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简称《碣铭》;一为谅祚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铭》,简称《承碑》）进行考证,论述了“两碑”的学术价值。     

《唐狄梁公之碑》考略

这是明景泰年间宁州学正王忠咏宁州八景诗。这首诗在宁州广为传颂,狄仁杰和梁公碑受到了人们的更加崇敬和仰慕,以后历代相传,经久不衰。最近笔对《唐狄梁公之碑》的现状与历史作了考察了解,以求教于大家。     

西安碑林藏元《张翼墓志》补考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张翼墓志》,1986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咸宁中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志主张翼的家世予以补充,证明志文提及的《张令尹去思碑》即高陵出土金明昌五年《张翱碑》,至元年问韩城曾发生有蝗灾,《陕西通志》缺载。     

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问题

诸多方志记载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且有李元礼撰文之碑,但梳理资料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修建过庙学,也没有李元礼撰文之碑,《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人是李谦。清代诸方志沿袭了《日下旧闻》的错误记载,一直讹误至今。     

安阳修定寺两通唐代碑刻的再发现

本文将新近重新发现的开元三年《唐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残石予以拼合释读,并利用拓本对已破碎的开元七年《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作出释文。这两件碑刻对判断修定寺塔的建造年代及修定寺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两块未见著录的《熹平石经·诗》残石的校释及缀接

一《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字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由蔡邕亲自书丹于石碑,使工匠雕刻,树立于东都太学前。碑隶书,共刻有《易》、《诗》、《书》、《礼》、《春秋》、《公羊》及《论语》共七经。自隋唐后,原碑湮没无闻,不可迹寻。至宋代,始发现有《诗》、《书》、《礼》、《公羊》和《论语》五经残石,共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收录于洪适《隶释》、《隶续》二书中。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洛阳东偃师朱家圪垱村东汉太学故址,又有该石经较多残石出土,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注意,著     

碑的鉴别方法

鉴别碑志主要是辨别真伪和断代。碑志大部分都有年款,如《慧坚禅师碑》,唐元和年刻,《玄秘塔碑》,唐会昌元年刻,《开成石经》,唐开成二年刻,《美原神泉诗序碑》,唐垂拱四年刻,《三坟记碑》,唐大历二年刻,宋代又重刻,《御史台精舍碑》,唐开元十一年刻,《大智禅师碑》,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