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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伦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31(4):10-17
"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唐代中晚期的瓷器和一些金属器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通过对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中国唐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的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了外销对中国部分窑口瓷业生产的影响。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了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了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论文也就沉船可能的出发港和目的港进行了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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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沉船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包括"盈"字款绿釉碗以及"进奉"款白釉绿彩盘各一件。这两件器物是由官方窑场或者官方组织民间窑场生产来进奉宫廷的。它们在出现于"黑石号"沉船上之前,可能先行抵达扬州,主要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被进奉入宫廷之后,因宫廷赏赐、贸易,甚至内库被劫掠等诸多原因散落至坊间,再流落至扬州;其二是并没有进入宫廷,而是作为贡奉的剩余品被售卖、集散于扬州。这两件瓷器从宫廷或者产地散落至扬州之后,再从扬州被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至"黑石号"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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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的生活区,有几件提梁壶和釜之类的陶器,与广东、广西南部的信宜、高州、新会、钦州所出相同。这些陶器形制独特,为生活在岭南南部的俚人遗存。据此推断,“黑石号”上有部分船员为俚人,其原因与俚人善舟有关。结合“黑石号”所发现的岭南其他产品来看,广州港可能为“黑石号”上俚人的始发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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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伊斯兰文化风格影响的瓷器始见于唐代,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装有5万余件唐代长沙窑、越窑外销瓷器的沉船,其中长沙窑中有部分瓷器用褐绿和红色彩料书绘阿拉伯文字及伊斯兰风格纹饰。如沉船出土的书写有阿拉伯文＂我是安拉的仆人＂的褐绿彩纹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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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南澳Ⅰ号"打捞瓷器、"宋钱"等遗物及相关历史文献、纪年瓷器、沉船资料的多方位考察、比较,围绕该船的年代、历史背景、贸易性质、航路、船货、沉船发现的意义等问题作了探索,推断该船或为隆庆开海之际的一艘沉船,对于深入了解隆庆解除海禁之后的海外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认为该船首段的航线,为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环球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进一步了解16世纪后半叶新航路开辟后的海洋贸易状况具有极其重要价值,为研究隆庆开海后景德镇及漳州窑的瓷业生产,特别是为了解漳州窑瓷器的早期面貌及景德镇瓷业对漳州窑的影响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明代造船、航海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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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约有300多万艘沉船分布于大洋底部。随着全球“打捞沉船热”的升温．加强对人类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遏制与打击“海底挖宝”的行为．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呼声。福建平潭碗礁I号清代沉船遗址．来自景德镇的几万件精美青花瓷器甫一发现即惨遭盗掘。国家博物馆和福建省有关部门闻讯紧急组成了前所未有的由34名水下考古队员组成的考古队．在2005年台风肆虐的季节,进行了艰苦危险的水下发掘．清理出水景德镇官窑瓷器17000余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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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一带的长沙窑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并结合海内外各地出土(水)长沙窑陶瓷器得知,晚唐时期长沙窑烧造规模非常大,产量也很多,这从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一次性出水56000余件长沙窑陶瓷器可见端倪。长沙窑造型包罗万象,常见的有壶、罐、碗、枕、杯等数十种;釉彩多种多样,光单色釉就有青釉、绿釉、红釉、黑釉、白釉、褐釉、窑变釉和茶叶末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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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萨沉船"是一艘有40门大炮的葡萄牙快速帆船,名为圣·安托尼奥·塔纳号。于1697年在阿曼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的作战中沉没于肯尼亚蒙巴萨市老港口耶稣堡前的水域。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下考古工作之一。中国瓷器是发掘中最重要的出水物品。作为一批重要的纪年资料,完整性和保存状况良好,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的贸易品,是一艘军舰上官兵使用的日常用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全面报告了蒙巴萨沉船出水的238件(片)中国瓷器,对不同窑口和器类进行了统计,探讨了顺治、康熙时期的"一叶盘"和广东产粗胎罐两类器物。研究表明,这些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福建南部和广东的产品,分为精细和粗率两类产品,可能分属于船上不同等级的军人。但整体上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中出水的瓷器质量要低。可见,葡萄牙人在丢失了印度洋航线的贸易主导权后,依然在进行着小规模的瓷器贸易。他们应该是从景德镇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作坊中订货,而且是水平较低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和更加粗陋的福建地区民窑瓷器,因此产品的质量和风格都有一些差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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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沉没地点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广东阳江下川岛海域。2007年我国对这艘古沉船进行了整体打捞,2016年船内发掘工作基本结束。该沉船出水的文物中瓷器居多,内有一批婴戏纹瓷碗十分抢眼,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示了其中一件(图1)。这件器物与1990年江西临川市金家山宋墓出土以及故宫博物院藏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婴戏纹碗的纹样基本一致(图2、图3)。碗内刻划出2个裸体婴孩攀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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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依据福建漳州二垄窑和皇家舰长礁沉船与万历时期遗存之间的共存关系,提出"南澳Ⅰ号"应是万历时期的沉船。随后,通过"南澳Ⅰ号"沉船出水遗物与一系列的考古纪年材料的对比推断该船的年代在1581～1588年。在此基础上,尝试对沉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海防形势以及可能的航线进行了分析,最后就两处遗存的年代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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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6)
伴随着探测技术的进步,近年来叠有重要的沉船考古发现面世(施静菲:《陶瓷资料库的拼图——布朗博士的东南亚沉船研究》,《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十二卷二十期,页92)。这些沉睡在海底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船只,连同伴随它们浮出海面的丰富文物,为以往繁荣的海上贸易提供了直接的水平类型和多元物质文明集合体,同时,对这些船货当年的生产地和销售地的生产、生活情况的研究也都是不可取代的重要资料。人们对沉船发现的认识,也从仅仅是探讨器物的产地、种类和某些新发现的器物品类等比较直观的问题,推进到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领域。小而言之,是对器物产地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的重新认识,对商品销售地的经济生活和形态的深入了解等等;大而化之,则可了解在一个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交往与贸易,宗教的传播和意识形态变化等问题。最终,学术研究使我们在对古代人们生活、生产、组织和思想等方面的复原上向前推进,而这正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所希求达到的目标。井里汶沉船发现于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54米深的水下,从2003年至2005年10月,印尼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合法并严格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对这条沉船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包括三十余万件各类瓷器,大量铅钱铜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铜镜、铁锭、铁锚、漆器等,文物主要来自中国,也有来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泰国、斯里兰卡、中东叙利亚或波斯乃至东非地区等几乎包括了印度洋周边地区贸易圈内的各式遗物、货物。船货中既包括了生活日用品,也有生产加工所用的玻璃、宝石、金属铅、锡等大量原料,及玻璃、宝石等生产原料。本组笔谈的作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出发,多角度谈论了对出水器物的认识。其中一些国外学者的卓见,使我们有感于以往我们在海上贸易研究方面过分沉湎于对自己文物的关注,而缺少了世界范围内看问题的视角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对话语境。有作者曾经拟笔谈题为"海上藏经洞"。因为东南亚水域出土的古代沉船时常因国际市场上拍卖而遭遇分散流失的命运,令人惋惜。学者们有一个共同见解,就是不希望沉船文物星散于四方,保持其整体性才能使我们不断有机会从新的角度了解十世纪的世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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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在"南澳Ⅰ号"沉船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发掘出水一件表面黏附石头、瓷器、铁器、铜器、木质的大凝结物。本工作通过分析检测、表面清理、整体循环喷淋脱盐、微生物防治、局部加固、展台制作等措施,实现了该凝结物的研究、整体保护与展示,为海洋出水凝结物的整体保护处理提供了成功案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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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号”商船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1822年1月(道光2年)从厦门港出发,朝古称爪哇的印尼驶去,为避海盗抢掠绕道西沙,不幸触礁沉没。1999年5月,澳大利亚一家海洋公司在中国南海附近把“泰兴号”打捞出水,并捞获了35万件中国清代瓷器。这些瓷器大都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德化生产的用于出口亚洲市场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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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钱币》2021,(1)
正近年来,众多水下沉船打捞出水,随船货物或船上大都发现了铜钱,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铜钱28吨之多[1],"南海Ⅰ号"出水铜钱23000枚,"南澳Ⅰ号"也出水大量铜钱等。"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后一直未曾发现铜钱,2019年,在对沉船保护实验室进行改造过程中,偶然在龙骨末端榫卯处发现了堆积在一起的几枚铜钱,其中一枚只剩下锈蚀物痕迹,其余6枚表面富集凝结物或者锈蚀物,清理后钱文"开元通宝"字样清晰可见。6枚铜钱保存各异,有两枚被白色物质黏合在一起,上面一枚直径28、厚4.86mm,下面铜钱直径26.25、厚5.4mm,重20.81g(含粘合剂),表面被黑色和黄色锈蚀层覆盖,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