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市镇中的"主姓"家族与地域认同——以常熟县为例

15世纪中叶以降,江南开发重心向高乡转移,区域市镇化加速,"主姓市"现象突出。伴随明代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从财富导向向科举导向的转变,一部分市镇"主姓"成功完成向士绅阶层的转型,继续着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并表现出与市镇紧密的关系状态,其地方保护意识与相关行为,影响和反映着市镇的自我认同。晚明各市镇中权势"主姓"的"畛域之见",影响到州县日常的行政管理,甚至一度冲击传统基层区划组织结构。这表明,市镇与其区域内权势大族的关系,对基层地域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初江南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都”何“区”,目的是表明每个市镇像乡村一样都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自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流行,但更多的是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界定其范围。清中叶以后,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与一向凌驾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但直至清末民初乡镇自治期间,才逐渐产生出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的机制。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市镇”标准问题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其实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与伦敦城市管理的现代化

伦敦是英国大城市中最后一个建立起现代城市管理机构的城市。1835年的地方政府改革把伦敦排除在外,到1855年伦敦才有覆盖全城范围的管理机构——"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它的主要成就是创建伦敦下水道系统的核心,建筑泰晤士河河堤,清除贫民窟,开辟新街道,管理桥梁,建设公园,等等。但是,"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缺乏明显的群众性和民主性,不仅面临许多外在的干扰与阻力,而且还面对机构本身的问题,出现了拆迁征地丑闻、以权谋私以及最后的权力之争等。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首都伦敦的特殊性,也说明了各种利益的博弈在伦敦远比在其他工业城市激烈,情况也更复杂。"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最终被废除,既是内部腐败招致民众敌意的结果,也是伦敦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需求所致。     

也论新疆“三七政变”

"三七政变"由樊耀南及拥护他的新进派势力所发起,杨增新的牵制政策导致保守派作为制衡力量卷入其中,两股政治力量对决的结果是金树仁的最终胜出。新疆的政权更迭,为国民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契机,而这场政变实质上是受隐伏于新疆社会深层的现代化革新的欲望所驱动。     

“痛打”郭敬明的背后

当涉及利益时,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忘了是哪位知名的文化界人士说过,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可在网上想找自己的消息,只能去八卦版面——没办法,只好把自己归为娱乐圈了。其实"娱乐化"不全然是被动的,少不了当事者的参与和配合。用"合谋"不     

南浔近代“第三域”考论

近代时期,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浙江南浔之浔商集团,在地方权力关系的运行中处于无可争辩的突出地位。他们在桑梓之地和事业发展之地与地方官吏、地方政府机构在第三领域的合作、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市镇绅商参与解决地方社会问题的公共功能以及在转折时期对国家变局走向的介入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随时势变化导致政权力量的时强时弱而表现不一。     

论唐宋时期福建地区市镇的建置与时空演变特点

市镇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宋时期,福建地区的市镇迅速发展,数量剧增,南宋前中期达到巅峰,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区域性市场。由唐及宋,福建地区的市镇呈现出分布范围向乡间不断扩大、聚集中心明显形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趋势。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该区市镇大致以"交通型"和"生产型"为主。在"交通型"市镇中,以水路、海路交通为主的市镇相较于陆路交通市镇占据主流地位;"生产型"市镇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以地方特产生产型市镇为主。这是受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双重因素的影响。     

宗庆后与范易谋的回合战

范易谋"易谋",但达能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搞掂了!在商场上,不怕利益较量,就怕意气相争。娃哈哈与达能长达近一年的斗争,之所以险些陷入两败俱伤的死胡同,正是因为双方由利益的较量变成了面子上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既有算计与争夺,又有度势与妥协;面子之争,则有可能因为双方意气用事、不计后果,最终落得同归于尽的结局。     

清末科塔借地之争述论

清末科、塔借地之争历时20余年,事涉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以及新疆行省等三处地方,过程曲折复杂。在哈萨克部落不断涌入边境地区和强邻俄国的威胁下,科、塔双方为求自保,为达到最终排哈和防俄的目的,争相借地以安置哈萨克。借地之争一方面张扬了地方主义情绪,助长了边疆大吏的专权态势;另一方面还使清廷逐渐认识到了阿尔泰地区的重要地位,最终使阿尔泰地位突出,设立办事大臣,成为一级地方区划,哈萨克也因此暂时结束了在中国境内的辗转流徙,基本奠定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哈萨克在我国境内的大致分布格局。     

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十二五”成就回顾展

正为全面系统地总结郑州市史志系统"十二五"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从2016年年初开始,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在办公楼走廊举办了"十二五"成就回顾展。展览分为前言、修志编鉴传承中原文明、读志用志服务当代社会、学习研讨注入创新活力、自身建设凝聚发展合力5个板     

拆掉“柏林墙”从小处做起

<正>近日读到习近平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不能把政治分歧一代一代传下去。"言辞恳切,反映了人心所向。然而,"政治分歧"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主义、制度之争。两岸的政治对立年深日久,不但承载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更浸透了国共内战带来的敌视与仇恨。一家骨肉,势同水火;壁垒森严,阻隔人心。我在这里讲一件事,这件事表面上只涉及一个家庭,实际上也是两岸关系的缩影。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父亲是为对岸政权工作的,1950年夏     

心理疏泄与群体记忆:基于《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过程的探讨

情节母题不断丰富完善和核心母题趋于明确的"完型化"过程是民间传说不可忽视的变异路径之一。一些关乎地方、族群历史并作为"地方性知识"重要构成部分的民间传说,与历史"选择"的纠葛显得更为密切,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群体记忆是其"完型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大理白族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因与六诏归一史实的勾连,成为民间传说叠累变异及"完型化"发展的典型范例,群体的心理变动和共有记忆是其发展变异的重要动因。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1957年,我国科学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焦点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场“争论”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其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此次“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     

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

清顺治七年徽州府休宁县攒造的"均图"鱼鳞册延用至民国。徽州鱼鳞册以"图"为编制单位,并在首页统计"图总"的土地数字,标明一图的大四至。"图"的四至变动反映了清初里甲的局部人地调整。该册所见:地权比较分散,里长占有土地不多;业主出都者为15%;具有永佃权底面分离的田地为11.35%;塘在册登记。顺治"均图"后,徽州都图区划稳定。明清基层社会"图"反映了里甲的土地分布,而业主的土地占有与里甲人户编制并不完全重合。由清入民,"地址明确"的"图"仍是地籍编制和赋税征收单位。     

“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

民国元年,"省会迁移"成为广西军政各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以革命党人为主的"迁省派"倡导将省会从桂林迁至南宁,以立宪派为主的"反对派"坚持仍以桂林为省会。在陆荣廷的支持和袁世凯的默许下,"迁省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南宁取代桂林成为广西新的省会。"迁省之争"既彰显了民元广西的党争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势力的弱势统治。都督陆荣廷选择与"迁省派"结合,是基于稳定在广西军政统治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对"迁省派"的态度从反对转向支持,则是对于平息广西政争、稳固西南边防以及陆荣廷军政实力的综合权衡。同时,"迁省南宁"的结局也推动了近代广西区域民族关系的变动。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宋代乡村“团”制考论

作为宋代乡村区划的"团",其渊源有二,其一为晚唐五代的土团,其二为两宋之际的团教乡兵单位,两者皆根植于南方地区的地方武力传统。步入南宋以后,为应对严峻的地方军政形势,重塑基层统治体系,宋廷大力推行保伍法,使得"团"在保伍编制中的层级地位逐渐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地方上土豪势力的崛起,以土豪任隅官,统领保伍也渐趋普遍。而南宋中叶后,隅官制和"团"制正是以保伍制为基础逐渐结合,形成了"隅团"这一新的乡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