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迪:横亘莽昆仑

第二代“总体”吴自迪仍然出自铁一院。1974年仲夏时节,吴自迪带着勘测队伍昂然踏上昆仑。回望紧随其后的车队,第一年上山的人数比较少,只有十几个人,青藏铁路的勘测已经二度上马下马。1957年至60年代初,庄心丹作为线路总体,进行了第一次初测和定测。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又于1964     

本庄繁与柳条湖事件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畏罪自杀前的“遗书”中,死不认罪,写道:“满洲事变发端于排日之极已至发展到爆破铁路的程度,关东军不得不自卫还击,没有从政府以及最高军部得到任何的指示,作为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由我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战后揭露出来的历史真象,已经粉碎了本庄繁抵赖犯罪的谎言。不是中国“排晶”,而是日本要以武力将“满蒙”从中国     

张治中教部下如何“抓共产党”

1942年,张治中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时,我担任警卫营手枪排长。有一次军法处徐处长交待警卫营抓捕两名共产党员,据说逃到江北第21兵工厂附近“独立出版社”(中共地下机关)。这案上报到部长张将军处,将军特派我去抓人,叮嘱我去捉到捉不到,回来报告,没关系。当时有了张将军这个“尚方宝剑”似的叮嘱,我自然心领神会,有恃无恐。跑到江北逛了一圈,大摇大摆地空手回来。军法处认为有名有姓有地点,怎么捉不回来,要我再去。结果理所当然地再次空手回部复命。张治中教部下如何“抓共产党”@赵中金     

蒋介石出入总统府的警卫情况

1948年4月1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参加总统竞选的有蒋介石与居正两人。中午按票选举结果公布: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得269票,另有废票35张,蒋介石以绝对多数当选总统。5月,国府路(今长江路292号)上的国民政府招牌换成“总统府”招牌。 当时蒋介石住在黄埔路官邸,警卫总队担任警卫任务,全队官员18人。总队长周觉先及副总队长两人均少校,下置队长、教官、军医等15人。 从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到国府路总统府,沿途     

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21年

世纪之交回眸,让我吃惊地发现,1979年竟是我一生的分水岭,前后有黑白分明的两个21年。从1957年底到1979年初的前21年,我像做噩梦一般,不知怎的突然从“人”变成了“鬼”;从1979年到2000年的后21年,在我又从“鬼”变回“人”之后,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个能为人民竭尽所能做些贡献的人,一个能给家庭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     

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

54年前 ,我参加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简称武汉军校 )的学习 ,当时编在入伍生男生二大队第八队。武汉军校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内 (原址即现在的湖北艺术学院 ) ,开始的名称叫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 ,校长由蒋介石兼 ,教育长是张治中 ,政治部主任则由郭沫若兼 (郭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恽代英是总政治教官 ,施存统是政治教官。武汉军校的学生开始是从广州黄埔军校转来的 ,有一个炮兵大队 ,一个工兵大队 ,一个政治大队 ,一个经理大队 ,还有一个警卫大队。我们这批入伍生是 1 92 7年初在武汉新招的 ,共有三个大队 ,即两…     

人间要好诗——缅怀秦似前辈

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位文学前辈的名字了,由于他是广西人,心中特别敬慕。尚未和他相识之前,却有过一次名义上的“一路同行”。195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两个月后下放当时的容县专区。12月下旬的一天,下放容县地区的二十来人同乘火车至玉林。下车后专署（设在容县县城）有人接车安排,先点名检查人数。很意外,突然听到喊“秦似”这个名字,喊了三四回无人应,有人说：“他今天没来。”     

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

很多人读过唐人先生撰写的《金陵春梦》,看过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这两部名著都写到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当时东北军卫队第二营中校营长孙铭九率部在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经过。在国内外出版的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书里或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中,对华清池“捉蒋”的记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我原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介石的警卫工作。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帝俄军队在塘沽的暴行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以后,沿海河上溯进犯天津,一路上烧杀掠夺,尤以帝俄军队最为凶恶。当时在塘沽地区曾流传有“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北塘三排枪”的歌谣,就是当地人民对帝俄军队罪行的控诉。     

忆石板岩供销社的好领班李林洹

我于1952年到林县（今为林州市）城关供销社工作,1957年调到县供销社。由于当时单位的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所以我这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就算是个“秀才”了。于是,领导先是安排我到人事科当巡回教员,后来又让我到办公室写材料。     

1957年反右亲历记

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我在潜山县农业局工作。运动结束,局机关13人,有2人遭批判,受到纪律处分;有3人遭批斗,戴上右派帽子,其中1人开除留用,2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刘和林,预备党员,当时抽在“五人小组”办公室工作,负责“肃清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和干部历史的审查,无疑党是信任他的。在反右开始前,领导曾特意关照他说,现在正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要多对党提出宝贵性批评意见,争取火线转正。他果然不负领导的厚望,开会时,积极发言,滔滔不绝;会后写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语言…     

共产党人 意志弥坚 身陷囹圄 信念不变 一个看守员眼中的彭真、万里、林枫、彭德怀 黄克诚……

在卫戍区总医院为父母陪床,空闲时间 不少。喜欢去对门的主任办公室,同协理员施 公国聊天。他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耳闻 目睹…… 黑夜。监护对象陆续送来了, 有:彭真、刘仁、万里、林枫…… 为外宾作随身警卫的任务结束后,回到警卫师干部大队。大队是直属营级单位,我们干部队员一般是23级,每月工资52元。 大队驻地在万寿路罗道庄,平房大院,前院有4个兰球场大,后院是我们的菜地。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人们天天在动荡,这所大院也不例外,突然来了命令,把东面一排营房全腾出来,由泥瓦匠隔成小间。更奇怪的是围墙也加高了,几乎有…     

花塔寺

据《诸山圣迹》载,一位僧人从五代后唐庄宗到明宗10余年间,遍访了大半个中国的寺院。据此僧人所见,五台山“周八百里,大寺十所,蓝若五十六所,僧尼三千”,而太原“周仅仅四十里,大寺十五所,大禅十所,小院小寺百余所,僧尼两万”。当时太原城人口也不过十余万,几乎每五人中就有一僧尼,足见当时太原寺庙之密集,僧尼之多,香火之盛了。从北朝到唐代,太原西山和汾河以西,寺庙林立,高僧云集。     

从延安到北京——邬吉成亲歴

一本《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的出版,突显了一个老警卫战士的耿耿忠心,纪录下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也把邬吉成推到了全国公众面前。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从延安的核心警卫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从外宾警卫创始到为金日成等外国首脑担任卫士长;“文革”期间,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兼管江青警卫工作;从与美国密勤局一起,为尼克松访华保驾到武装逮捕“四人帮”……邬吉成在书中讲述了他在中央警卫局保护领袖和国宾的日日夜夜,讲述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也描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领袖人物的音容笑貌,掀开了中共高层警卫工作的全貌。     

白军一○三师电台里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四年夏,贵州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等创建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被迫停止活动。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逮捕,“草原社”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缪震元和其他几个骨干,逃离毕节。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路过贵州,林青同志向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建立的情况,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同志负责。为了要在军队中开展活动,省工委派丁沛生打入地方军一二一师任警卫连长,组织了两个连“哗变”。地下党员黄大陆当时任一○三师的师参谋长,通过他,省工委派邓止戈到一○三师任参谋,又派缪震元、周凤逸和王树艺到电台工作。     

清季安徽教案论略

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古代,前后有三次(唐、元和明末清初),最后一次从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几乎全为耶稣会会士。“在十七世纪末期,安徽开始有教堂,一个比籍的耶稣会神父卫方济被许甘第大(徐光启的孙女,嫁给松江许牲——引者)的一个侄子邀请到五河县,并在那里付洗了几百个人。”到十八世纪初期,安徽除五河和婺源的东门镇(一作董门)有传教点以外,“对传教来说,还全是荒地。”“十八世纪是中国天主教的不幸时期”,当时因“祀祖祭孔”的问题在传教士中间引起争吵和分歧,从而也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中激起了愤慨,导致     

抗战时期中日空军作战情况忆述

1937年7月至9月初,抗战开始时,我正住在连云港市墟沟乐寿山庄,当时俗称“白家大楼”,也就是现在的海滨公园旧址。我生于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刘少奇“三性”思想评述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刘少奇同志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1957年上半年,刘少奇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以下简称“三性”)的思想。这一思想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刘少奇在当时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认识,并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改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思想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