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

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改革)这两种变革思想和方式之间虽然有重大区别,但又是互补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凸现其主导功能,也会相互转化,不可绝对地厚此薄彼,更不可只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事实上,革命与改良是同一部乐曲的"双重变奏",两者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交互辉映,共同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启蒙大众、革故鼎新的历史画卷,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尽管已从根本上摆脱了自我束缚的困扰,但进入新世纪后最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力戒盛世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村教育发展滞后及其原因分析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统治下的广西被誉为中国的“模范省”．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是,在新桂系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村教育投入与现实严重失衡。文章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对当时农村社会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农村要想真正改变,必须实行一场根本的变革。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

对中国人种起源的探讨,是20世纪上半期广泛关注的话题,经历了一个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过程.这一转变,考古发现是个重要原因,但其中蕴含了一点民族情感,二者共同促成了"土著说"的确立.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西来说"与"土著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中出现的民族溯源,其发生与变化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曲折发展.     

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衰败,触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重建农村、复兴农村的高度关注。所谓"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二语,渐已蔚为时代潮流……国家内政,除以农村为全部施政之对象外,更有何事急于此者!"①1933年是"农村复兴"思潮事功显见的一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举凡政府机关,有识之士,无不以此为当务之急"。②此后,整个知识界和政界的热议主题无不以"复兴农村"为旨归:"一九三四年中国学术界所贡献于农村问题者,可谓空前,时髦所至,人人以谈农村问题为荣,一变从事憧憬都市文明之正面     

创新还是延续:“内卷化”理论的中国本土溯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借用戈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农业时所运用的"内卷化"概念,黄宗智与杜赞奇基于中国乡村史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农业内卷化"概念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农业内卷化"概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入"过密化"陷阱,现代工业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20世纪中前期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没有实现乡村资源的现代整合,反而造成普遍动乱。"内卷化"的解释体系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其实早在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已经指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过密化"问题,并得出依靠现代工业解决这一弊病的结论;他们还提出,当时国家政权对农村影响的扩大,不但未能完成既定目标,反而动摇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乡村权力结构的异化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失序。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向: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使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由注重西方外力冲击转向中国内部发展,完成"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第一次转向;进入21世纪,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显现出由综合化走向碎片化,由中心化走向非中心化的趋势,可以被视为由"中国中心观"到"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次转向。     

“混合杂交论”视野下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评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一书,以"混合杂交性"理论为框架,选择了学术界较少采用的两个视角来讨论近代以来中西改革力量之间的冲突、博弈和合作:一是以美国私人基金会为代表的西方改革力量在20世纪改变中国的努力为视角,二是以同期西医东渐的经历为视角来揭示双方的相互影响与合作,而美国最负盛名也最有实力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自20世纪初在中国的百年经历成为连接这两条主线的最佳史例。     

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1977年6月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率先搞起了"省委六条",既而做出"借地度荒"、"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晚年用了"惊心动     

毛泽东的党外朋友李鼎铭

对于李鼎铭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是无人不晓的一位历史人物,因为他的名字跟当时人人必读的"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个名字恐怕就有些陌生了.……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大潮与中国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大潮涌入中国的一股支流,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股大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为尽早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强大物质基础而发动的一场"冒进"式运动。这一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其经验与教训却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借鉴。     

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学大寨运动缘起的另一深层原因——兼论大寨的劳动管理模式

学大寨运动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旨在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一场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的缘起除了大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典范之外,还有另一深层次的原因,即大寨同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内劳动管理的先进典型。大寨的劳动管理模式暗合了毛泽东理想中＂有差别,不悬殊＂的农村劳动管理和劳动分配方式。     

吉林和龙“河南屯古城”复查简报

<正>一"河南屯古城"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八家子镇河南村,地处海兰江南岸,与西古城城址南北向隔江相望,两者间的直线距离约为4.5公里。"河南屯古城"为学术界所注意,缘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鸟山喜一的调查[1]。20世纪40年代,斋藤优[2]、李文信[3]先后调查了该城址。三人对该城址的称谓各不相同。     

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杜润生与毛泽东和邓小平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资深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专家,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20世纪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的亲历者,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都有过直接交往,见证了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     

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自由与暴力的批判

欧洲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来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其追求"绝对自由"和以"暴力达到目的"两大特点被中国无政府主义基本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几起几落,于20世纪40年代破产。但是,这种思潮没有绝迹,尤其是以"绝对自由"、"暴力抵抗"为旗号蛊惑人心,实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所以必须对其"自由"和"暴力"进行批判。     

农村基层经营体制变迁一瞥

在20世纪70年代,四川南部山区有这样一个生产队,它既是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生活的一个基层组织单位,同时也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雏形之一。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逐渐改变了过去“整体研究”的学术形式 ,掀起了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尽管这一学术转向尚存在诸多缺陷 ,但它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 ,不仅为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创新。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正义的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场之一,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为中国取得独立与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成为中国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和战后新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