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在新闻史上的贡献

周立波新闻实践和理论成就十分突出。他不畏枪林弹雨,写下的“战场三记”成为抗战号角;借鉴文学手法,各类报道形象而又生动;强调学习群众,扎实深入成为理论核心。周立波编辑和担负过领导工作的报刊都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的媒体。在中国现代新闻史里,应该为他添上一笔。     

福建古代藏书家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自汉代唐宋以来就涌现出许多私人藏书家,他们大力搜集当时的图书文献．编制出书目目录,为人类保藏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为后人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线索。福建刻书从宋代至明末。繁荣昌盛．长久不衰,产生了大量图书,也涌现出众多的藏书家．本文拟就福建古代藏书家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简略述之。     

裴政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贡献

裴政一生的贡献主要在法制方面。他亲自参与修订的《开皇律》，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封建法律的经验，并对以往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裴政是《开皇律》的主脑，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僧祐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贡献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汉译长达一千余年。在佛经汉译过程中,出现了大批佛经翻译家和佛经翻译理论家。南朝时期的僧祐在佛经目录的整理和佛经翻译理论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对后世的佛经翻译和佛经保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僧祐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佛经翻译文质中庸理论以及梵汉翻译中的文字问题等方面论述僧祐的贡献。     

柳田谦十郎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的贡献

在日本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道德问题的是柳田谦十郎,他为传播、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日本伦理思想上,占有特殊地位。     

略论徐渭在戏剧文化史上的艺术贡献

略论徐渭在戏剧文化史上的艺术贡献谢涌涛徐渭是明代绍兴的一位奇特文人。在民间传说中,他的形象和人品素来毁誉不一。他多才多艺,能诗善文,且又精干书画,是越中“青藤画派”首座。但是在传绵不绝的徐文长故事中,他更多地被描绘成一位专事调侃、作弄、挖苦世俗的无聊...     

明代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上的重要贡献

徽商,或称新安商,是明代商业上的两大商帮势力之一。一谈到徽商,人们就会想到他们的资本是那样的雄厚,活动范围是那样的广阔。其经营本领是如此之高超,社会影响又是如此之巨大。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但是,徽商在交通史和商业史方面的贡献,似乎很少有人谈及。本文即想就此做些初步的探索。     

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南印度迈索尔出土的公元前138年的古汉钱,似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平定西南夷,蜀商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荡然无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晋人食枣齿黄

“饭以枣,故其齿多黄,食用羊,故其体多肉,其朔风高厉,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红颜白皙之徒。”明朝人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山西人。     

试析五代史上的两个临安人——浅谈董昌在钱氏立国中的特殊作用

董昌与钱谬,都是临安历史上曾经显赫过的人。董昌是东天目乡南庄人,钱锣是石镜乡（今锦城镇）临水里钱坞垄人,故史书上有钱谬、董昌“同起乡里”之说。董昌比钱谬出道早,又是钱谬的直接提携者,乃“钱氏恩公”。董昌有“成大器”的抱负,也较早就有发迹的基础,从诸多方面而论,董昌要比钱锣具备更多的“成大事”的优势。但由于心境狭隘、妒贤、迷信、急功近利等原因,糊里糊涂地做了“朝廷叛臣”,不得不投河自尽。     

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潘岳书札残卷考述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有数件吐鲁番文书,这几件文书都是五十年代征集而来的。就其内容来说,有书札、毛诗、交易帐单和田亩帐等。除一件写本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外,其余几件都是唐代遗物,对研究高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在此,率先对晋人书札残卷试作考述。     

晋人书札习用语“勿勿“考

“勿勿”是魏晋人书札中的习见语,当代许多学将其按现代书札寒暄诩释为“匆匆”,认为“勿勿”为古代书札磨损所致,本通过大量献考证,得出“忽忽”即“忽忽”（意同“匆匆”）是魏晋习见语的结论,今人以今律古则难经解释大量魏晋书札及其他古籍中的该词例。     

安徽在先秦史上的地位

三、战国时期安徽在经济、文化领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春秋过去,我国历史上多姿多采的战国时期来临。战国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那时七国并峙,竞争剧烈,经济、政治、文化在各国各地都有较大的发展,安徽也不例外。在经济上,我们可以看到安徽淮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在战国时期,有显著的进步。特别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

公元一九二四年,新疆鄯善县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起自《吴书·虞翻传》"权于是大怒"句的"怒"字,终于《张温传》"臣自入远境"句的"境"字。计共八十行,中有残损,存一千九十     

五代吴越国的印刷

吴越国在今浙江全省及苏南一带境内,后来又扩展到福州。吴越国的第一个统治者钱镠(852—932年)杭州临安人,贩卖私盐出身。梁太祖朱温封他为"吴越王"。传三世、五王,凡八十六年(893—978年)。吴越国地处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具有良好的生产条件,政治上也长期安定,和当肘北方梁、唐、晋、汉、周走马灯式的小朝廷不同。因此农民能够致力于生产,经济上相对繁荣,在五代十国中最为富庶。     

五代吴越国的佛教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在军阀割据、战火不熄的动乱局面之下.吴越国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广大人民得以免受战争之苦,安居乐业.叶适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实十三州一军)之众,当今天下之半”.由于吴越国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而统治者又提倡佛教,用以巩固其统治,所以吴越国的佛教,特别流行,盛极一时,有“东南佛国”之称.当时佛学方面,在禅宗、天台宗和律宗都有很大的发展.     

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

在中国古代史上,连结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丝绸之路畅通与否,与当时中国境内的政治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当国内处于统一的、强盛的时期,如汉、唐、元朝,则丝路畅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相反,国内如处于     

五代龙泉窑碗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从出土的标本来看,龙泉窑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五代进奏院考

五代进奏院继承了唐代职能,扮演着地方政权与中央文书传递、信息沟通中介的角色。同时,由于地方与中原王朝实力的变化,进奏院制度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具体表现为进奏官的地位,进奏院设置反映了那个时期政权与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