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坑口祠堂走向湖村门楼

“江南第一祠”、“中国古祠一绝”,坑口村因独特的祠堂而名声在外;“徽州古文化的活化石”、“徽州古建筑的博物馆”,湖村,那些深深嵌入门楼石材里的砖雕作品依然精美绝伦,整个徽州无出其右者。这两个村,仅相距5公里。     

关于徽州宗族制度的三个问题

有些学者对徽州宗族的祠堂神主递迁,祭祖种类,女祠建造目的和神主供奉所持观点,值得商榷,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证明：一、朱熹《家礼、》的祠堂规制,不论始祖抑或先祖的神主均“亲尽则迁”。明清时期宗祠神龛中,始祖及以下四世祖先神主,爵德兼隆神主、有功神情 主“百世不迁”,其他支丁（不论长辈或晚辈）的祖先均高、曾、祖、考四世设主,“五世则迁”。二、徽州宗族祭祖,从时令看主要有春祭、秋祭、冬祭,从祭祀场所讲有祠祭、墓祭和家祭,许多宗族民立的“会”是各种祭祀组织,不是“会祭”。三、徽州女祠是为男女生则异室,死应异寝而建,不是专为贞节妇女而设。除少数被剥夺入神情利者,一般妇女的神主均可以进入女祠。     

贾、儒结合的八卦形村落呈坎

一个用真名标注的家族殿宇 当我踏入呈坎,第一眼所见的不是五马朝天,林林总总的徽派古民居,而是一座有着殿宇般气势,巍峨宏大的祠堂,这就是徽州四大祠堂之一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     

论徽州宗祠的遗存情况与民俗文化特征

徽州宗祠是徽州礼制建筑类型中反映社会思想意识最突出的代表。明清时期,祠祀建筑兴起大量营造之风,最本原的起因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当时不但在都     

祁门县明清时期民间民俗碑刻的调查与研究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我们在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包括道路和庄园”的祁门县境内,先后发现有132块明清时期的民间民俗碑刻。它或立在村头水口,或立在事发地点,或立在祠堂庙宇,起到告之、提醒和警示作用。这些碑刻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府祁门县民间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宗族条规、山民喜好,如封山、修路、做桥、建祠、续谱、教育、风水等活动,为研究徽州民间民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绮亭公生祠’质疑

“绮亭公生祠”又称“百豫坊生祠”“绮亭陈公祠”等。它位于南海市西樵镇简村。简村为清末著名华侨实业家陈启沅的故乡,当地陈氏后人传说此祠堂系陈启沅为纪念其父“绮亭公”所建的“生祠”,故有“绮亭公生祠”之说。又因当年祠堂边陈启沅还建有由十七幢     

《宋史》误校一例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勾龙如渊传》:“祠臣曾开以老病辞不草国书,帝欲用如渊代之。”“祠臣”,为“词臣”之误。词臣,文学侍从之臣。祠臣,奉祀之官。曾开司“草国书”之职,而非奉祀之职,所以     

宋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

作为一名载入南朝正史的豪强人物,程灵洗在南宋以降的徽州社会一直是颇具影响力的神祇。当地对程灵洗的崇拜,从宋到元经历了形式上的变化。从南宋最初的露天社祭到世忠庙的营建,从元代程元谭-程灵洗世系关联的建立到元末各地世忠行祠的兴建,崇拜形式变化的过程也是地方神祇正统化的过程,其中地方士大夫是主导力量。随着程灵洗在明初洪武礼制中祀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明代中叶徽州商人力量的勃兴,在地方社会组建宗族的潮流之下,程灵洗崇拜不仅逐渐呈现由商人主导的态势,同时也具有了明显的宗族化的倾向。原先各地流行的世忠行祠最终演变成了各地的程氏宗祠,徽州早期的豪强人物程灵洗由此逐渐进入各个支派的程氏谱牒,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祖先。     

招邀数君子 沉醉万荷花——小记广雅书院的濂溪祠

1888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原有两祠,一曰岭学祠,为“礼宋儒诸贤之所”(台湾著名学者苏云峰先生语）;二曰濂溪祠,属专礼周敦颐之所。岭学祠在书院西北,濂溪祠在东北,从坐向看,位居岭学祠上;岭学祠为礼众贤之所,濂溪祠为礼     

歙县——徽商的两条街

发源于皖南山区的率水、丰乐河、练江在歙县汇合而成后始称“新安江”。可以说新安江起始于歙县,一代代徽商的发财之路便是起始于歙县和新安江。这条徽州人的“母亲河”将“前世不修”的徽州人带出徽州,又将无数的富甲天下的徽商带回徽州,徽商成就了繁荣一时的歙县,于是也就有了斗山街和渔梁街。[编者按]     

明清徽州民居风格形成之民俗背景浅析

一、徽州民居的平面布局与群体组合反映了徽州的“营宅”民俗(一)“天井民居”模式与徽州的“楼居”民俗作为传统民居的一支,徽州民居的群体组合方式符合中国江南地区传统建筑体系的群体组合特征,通常“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1”而具体来说,徽州民居的平面布局与群体组合方式是以多进院落式为主,主要形制有三合院式、四合院式以及变体式三种,在这几种形制基础上又大多建二层或三层楼,因此,徽州民居是一种以“楼居”模式为核心的组合方式。从现存的明清民居实例可以结论,典…     

栖霞胜境——阳明祠

阳明祠于1981年由贵阳市政府公布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又将其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经人民政府批准划定了阳明祠的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占地约43,700平方米,包括扶风山(俗称螺蛳山)王阳明先生祠、扶风寺、尹道真先生祠。建筑面积约为4,162平方米,构成现在的扶风山景区。“阳明祠”亦是上述两祠一寺的统称。     

晋祠圣母殿建筑年代考

位于太原市西南悬瓮山麓的晋祠,为三晋古迹名胜区,千百年来,以园林古建名闻遐迩。祠内居中的圣母殿宏伟壮观,在晋祠诸多建筑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圣母殿始建于何时?祠内现存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重修汾东王庙记》载:“《魏书·地形志》云:‘晋阳有晋王祠。’然则王祠在此其来远矣。自晋天福六年封兴安王,迨宋天圣后改封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东向。熙宁中始加昭济圣母号……”。可见“女郎祠”就是圣母殿。此后的《山西通志》、《太原县志》、《晋祠志》等志书,大都沿袭此说,但改原碑文的“天圣后”为天圣间,有的导游读物干…     

明代徽州批契与其法律意义

明代徽州批契与其法律意义阿风在现存的大量徽州文书中，保存着一些被称之为“批契”的契约文书，同时还有许多徽州土地买卖文书在述及土地来源时，有“承祖批受”、“承故夫批受”、“承妻伯批拨”、“承外祖批产”、“承父批受”等各种情况①。批契作为财产转移的一种法...     

郫县望丛祠

成都郫县郫筒镇的望丛祠,系古蜀国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的祀祠。占地82亩,红墙围合,祠内林茂苍翠。祠门为二道圆黑门,顶红瓦,坡面,翘檐,门左右各石狮一,俨然古山门。入祠,正面丈余高之红照壁上,有但懋辛楷书“望丛祠”三字,字径二尺许。壁后为二帝纪念祠。祠殿为大屋顶、重檐、翘角、庑殿,坐落于十余级崇厚阶基之上。     

朴元煸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中文修订本出版

韩国著名学者朴元煸教授所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韩文本,曾于2002年在韩国首尔知识产业社付梓。2009年,作者对该书内容作了修订,并在于心华教授等帮助之下译成中文,名为“中文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内容分为研究论文、中国族谱和研究纪行三个部分。第一部“研究论文”,以“徽州文书与徽州学研究”为绪章,介绍徽州文书的发现及徽学研究概况,阐述徽州文书与明清史研究的关系。     

《象祠记》中的灵博山在黔西发现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所写《象祠记》中的象祠遗址,近日在黔西县被正式发现。《象祠记）是王阳明先生著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选入了《古文观止》一书,其开篇句就说“灵博之山,有象祠焉”。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所注和贵州《大定府志》所载,“灵博山在贵州黔西县境”。据此,黔西县组织有关专家多方考证,发现灵博山就是该县素朴镇内的“麟角山”,因山下多住彝族人民,彝语又称“山”为“博”,故又叫灵博山。“灵博山”原本建有以纪念传说中舜皇帝之弟“象”的祠堂,为当地彝族先民世代供奉,后于清初吴三桂剿水西时毁掉,于…     

从徽州旧人旧事说开去

徽州出了个“老愤青” 徽州历史上是出过一些人的,有一些人很为徽州长脸,像胡宗宪、王茂荫、胡雪岩等;有一些人则让徽州的脸丢大了,丢脸的人当中,杨光先似乎是个典型代表。     

徽州的“文房四宝”

笔、墨、紙、砚合称“文房四宝”,这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但“文房四宝”这一名詞的起源,却很少有人注意,原来它是起源于徽州,徽州宋时就兴建了四宝堂。《徽州府志》和《歙县志》都在古蹟門里列有四宝堂的名字,說是“在府治,宋建,以郡出文房四宝为义”。其实要說徽州具备这四者而且都超过别处的产品,那是有些夸大的。宋朝叶梦得《避暑录話》就說过:“世言歙州有文房四宝,謂笔、墨、紙、硯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那么歙州具有“文房四宝”的說法是怎样来的呢?现在把这四者在徽州的情况約略地分别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