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长安区新出唐《韦昶墓志》发微

2015年8月,在西安市长安区高望堆村北,发掘了唐咸通四年(863年)韦昶墓。据墓志记载可知,韦昶为唐顺宗永贞年间(805年)宰相韦执谊之子。墓志记载了韦昶的出身和历官、家族谱系、宅地葬地等内容,补充了史书对韦昶生平的记载,订补了唐宰相韦执谊一族的谱系,反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对韦昶家族的影响。墓志中提及韦昶的宅地、葬地,为研究韦执谊等在长安的居住地和葬地,提供重要的线索。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邓敞祖父邓侹为婺州刺史邓珽考辨

《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收录唐邓敞为其女撰《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一方墓志,此方墓志介绍邓敞家族世系源流.通过此方墓志记载考探邓敞祖父邓侹与婺州刺史邓珽实为一人,因为邓侹与邓珽两人所任给事中职官相同,两者其子之境遇完全相同,两人之郡望亦相同.通过上述三个方面之考辨,考证邓珽当为邓侹之误.     

新出土唐郭子仪孙郭锜及夫人卢士绚墓志考

本文通过对新出土唐代郭子仪孙、郭曜次子郭锜及夫人卢士绚墓志的释读,择要考述了郭锜墓志所涉诸祖、郭锜夫人及子嗣、郭锜本人生平历官以及墓志撰文人李虞仲等相关问题,为唐代郭子仪家族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魏晋南北朝广州政区沿革及刺史考述

广州在东吴时自交州分立,以其地理区位相对优越而发展较快。广州的等级虽然较低,但因广州刺史经常加领都督而日益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任广州刺史者有109人,具有家族成员任职比重高、宗室任职比重逐渐增加的特点,宗室比重的增加显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历任广州刺史中虽不乏廉能之士,但暴虐贪渎的官员亦不少,而广州刺史地位的日益上升也使得相关权力争夺愈发激烈。     

唐少府监郑岩乃粟特后裔考——以郑岩家族墓志为中心

唐少府监郑岩乃名相张说之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录其世系。近年,洛阳万安山出土其家族墓志共九通。新出郑岩墓志与郑钴墓志称岩六代祖名盘陁,而《新表》名幼儒,《魏书》、《北史》均有《郑幼儒传》,与《新表》一致;新出郑泌(郑岩季子)墓志称其曾祖行谌官洋州刺史,而《新表》则为具有祆教色彩仅有胡人任职的萨宝果毅;新出郑居中(郑岩曾孙)墓志称其嗣子名石胡,该名字与其先祖盘陁一样,具有鲜明粟特色彩。诸多证据表明郑岩乃北朝时入华的粟特人后裔,其祖先极有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     

“诸杜”之外的荣耀:隋大业三年《杜粲墓志》小考

出土于长安的《杜粲墓志》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志主杜粲身处魏周隋变革时代,其任职与行事经历丰富。《杜粲墓志》纠正了《北史》对杜粲名字记载之误、确定了杜粲出任叠州刺史的准确时间。其葬地"邑阳里"可补隋长安少陵原乡里之名。杜粲家族虽未能关联"诸杜",然其共同葬地等内容为今后发掘同姓间的联系提供了进一步考察的可能,且为我们展示了一篇不见载于《隋书》的"杜粲传"。     

《唐刺史考全编》补正(四)

近年来唐代墓志层出不穷,尤其以唐两京地区(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地区)为特,出土数量甚巨,新刊者即数以千计,于治唐代文史之学多有裨益.2012年《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一书所刊唐代墓志资料中即有许多唐代刺史相关资料,择其重要者,参以传世文献,可对《唐代刺史考全编》加以补正.     

慕容三藏墓志相关问题探析

慕容三藏是历仕北齐、北周、隋三代的重要军事名将,其墓志可以与正史本传相比勘,有补史、纠谬之作用。慕容三藏开皇七年(587)任吴州刺史,与准备伐陈有关,九年平陈后吴州改为扬州、置总管府,慕容三藏亦随之改官,调至与突厥接壤的凉州道;其母魏东平长公主是北魏孝武帝元修之女,可补史传之阙载;其袭爵为北齐武威郡王,夫人叱李氏为武威王国妃,与武威王段荣家族无关。     

《唐刺史考全编》拾补

随着各种墓志、碑刻的出土与刊布,以及部分鲜见的古代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学者们在《唐刺史考全编》面世以后,积极利用这些新刊碑刻、墓志及文献等对其予以增补、校正,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补正和研究论文,使之不断完善。近年,唐代相关的墓志资料又有进一步的整理和公开出版,其中内容颇可进一步补校现有学术研究成果。本文仅就笔者所见的相关资料,整理其中部分与唐代刺史有关联的内容,在比照《唐刺史考全编》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原书凡例与道州郡编次顺序,对是书及已有研究成果略做订补和考校。经梳理考证,本文共补校《唐刺史考全编》京畿道、关内道、陇右道等15道的华州、同州、岐州等47州55条刺史相关文献,其中新增17名刺史在41州的任职、任期等情况,校补刺史任地、任期15处。同时增补《唐方镇年表》忠武军节度使之阙一处。     

唐长孙楚璧墓志考释

长孙楚璧墓志追溯了长孙家族的基本历史,并描述了自己的官职迁转及家庭状况。志文中长孙晟的相关称号、长孙楚璧为长孙泽第三子等信息,订正了传世文献中的某些错讹。关于长孙楚璧子仪、子俊、子良三子的记载,为我们了解长孙无忌第四代增加了一些材料。另外,从墓主的任用流转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废王立武"事件对长孙氏家族的具体影响。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     

明故武略将军陈兴墓志考释

1996年,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善村东北发现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将军陈公墓志铭。碑文从保卫家乡、征战南北、镇守怀庆、修理城池等几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墓主陈兴的一生,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军事形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夏公选婿 佳话永传——莫友芝诗文反映的莫、夏两家渊娅深情

“状元”夏同徘的高祖夏鸿时是夏氏文化世家的开创者,他在影山草堂考《尚书》择婿莫友芝,以及此后友芝与夏氏祖孙三代的往还及所留下的诗文多篇（首）。不仅抒写了莫、夏两家深厚的渊娅之情,且成为贵州地方社会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影响深远。     

邺城地区新发现的慧光法师资料

慧光法师为北朝晚期著名的佛门领袖,对于慧光的成就和地位学术界早有定论,但其生卒年代一直未能弄清。新发现的《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出土于河南安阳(古邺城西南)附近, 墓志详细记录了慧光法师的生平。志载,慧光生于北魏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随父亲到洛阳,同年夏末出家;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在邺城大觉寺卒世,享年70 岁,迁窆于西门豹祠之西南。     

冤案背后:嘉靖年间北京一桩杀母案的审理

嘉靖八年(1529),北京城中一位妇女被杀。东厂、锦衣卫采纳死者之子张福的说法,判定其邻居张柱为凶手。但张福之姐及邻居都证明,张福自杀其母而诬陷张柱,法司据此改罪张福。不料改判引起明世宗的极大愤怒,他强力地加以干预,最后不但张柱被诛杀,出面作证的张福之姐及邻居,甚至包括都御史熊浃在内的主张改判的官员们也都受到严厉惩罚。综合各种资料判断,这是明世宗出于对明孝宗、明武宗外家的怨恨心理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在北京社会中,外戚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势力之一,但具体到个案性的外戚家族,则常随帝位更替而出现兴衰变化。明世宗对张福案的强力干预,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汉初长安的城防与“北军”建置

“北军”是汉朝十分重要的武装力量,但其并非始于高帝朝,而是惠帝后期随着长安城的修筑所设的城防部队。因西汉初期长安城南部主要为两宫,防务由卫尉执掌,城卫军只能驻扎在城北,所以宫卫军称南军,城卫军即北军。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来看,卫将军应是北军的最高长官,其建置还有卫将军长史、候(候丞)、校长、士吏等。当时卫将军是整个汉朝官僚体系中唯一常设的将军。文帝即位,卫将军权力扩大,在本部北军之外亦兼领南军,后北军一度旋罢旋置,再后来卫将军被裁撤,北军遂转属中尉。     

明代蜀藩亲王墓葬的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析

明代蜀藩墓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颇多。结合对《明实录》等文献的梳理,推测潘家沟蜀王墓为明晚期的蜀端王墓,圹志碑未写蜀王谥号或与继任者"遽奏名封"一事有关。根据墓葬形制及蜀王文集、地方志等文献,凤凰山"蜀王妃"墓应是一座明早期的郡王级墓葬,墓主为崇庆王的可能性更大。结合部分亲王妃、郡王等略低等级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蜀藩亲王墓可分为成都北郊、成都东南郊、黄龙溪、仁寿4个墓区。明初蜀王墓的选址经过较严格的规划;僖王使用了尚在郡王位时即已选定的墓址;此后的和王、定王选址较分散,距成都较远;怀王之后均相对集中葬于成都东南郊,或有政令因素的影响。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