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

李大钊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转变的精神历程,是学术界多年注重的思想命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前期的“调和”思想。我们认为,两者以上的调和“并立”则双美,单一则两伤。就李大钊一贯的思想脉络来看,他的民本思想不是五四时期的专利。从“散沙之自由”到“一力之独行”,李大钊的转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断”。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对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梁启超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思想——基于比较的视角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在发展过程中虽流派众多,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引进自由主义思潮的先驱人物,其自由思想主要源于西方,在引进的过程中结合晚清社会语境做了一定的修正,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基本特征的把握,在比较视野下探究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认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     

梁启超与墨学

梁启超是近代首先尝试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墨子》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在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方法上看,其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下启胡适,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浅析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本文首先阐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及其主要思想,并以此为出发点,具体分析,得出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梁启超与讲学社

离开官场后,梁启超有感于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和肤浅而赴欧考察。1920年初归来后,梁启超带着灵感和激情领导创办了讲学社,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史称四大名哲的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先后来华,轰动一时,对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作为讲学社的实际负责人,为讲学社的酝酿、成立、运作、邀请等重要事项发挥了关键作用。     

兰斯顿·休斯的激进诗歌之我见

20世纪30年代,兰斯顿·休斯创作了许多革命的激进诗歌(RadicalPoems)。这些诗歌自发表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这篇文章从休斯的激进诗歌写作的背景入手,探讨了休斯在30年代的美学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他的激进诗歌的影响,分析其备受争议的原因。30年代休斯坚持实用诗学观,一方面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而他的激进诗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歌的文学美;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他更加强调诗歌与民间文化的结合,虽然这一技巧多为批评家们所诟病,但却创造了一种集合了各种声音、融合了多个文化,能反映大众心理的诗歌形式。人们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用休斯的激进诗歌,而不能一味地批判。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梁启超与京师图书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也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却鲜为人知。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试论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

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以《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建立在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他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力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纳入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去搭救破产的西方文明,却有抵制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用心,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梁启超在综合考辨前辈学者整理古籍的基础上,从事古籍整理实践,认为整理古籍是旧学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整理古籍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求真是其终极目的,又归纳了四种校勘方法,提出检验辑佚优劣的四个标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告别革命"谈何容易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的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改良派在理论上一贯反对革命,而在实践上由于顽固保守派的逼迫又不得不走向革命的痛苦历程,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迫使梁启超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来自圆其说。通过对这一概念及其历史背景的剖析。可以深刻揭示出在保守势力强大顽固的近代中国,改良的道路实际上寸步难行。当前学界颇为流行的否定革命的思潮中存在着对复杂历史作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尚且发动护国革命,可见告别革命并不容易。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