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民族与丝绸之路和边疆社会

有关西域民族对丝绸之路和边疆社会发展贡献的史料不多见,从这个角度探讨问题的学术论著亦不多见。本文结合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记载,论证汉唐时期西域民族参与了当地官府主导的屯田、水利、交通、赋役等活动,并发挥语言沟通等特长,为丝绸之路和边疆社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

汉唐时期朐山—郁洲滨海地域围绕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海龙王庙等庙宇而展开的社会文化史,主要表现为地域社会内部在分化、对立与冲突中逐步统一,同时向外部不断扩展、进入王朝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文化人群"中的历史过程。生计方式、交流与贸易、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神明信仰与奉祀乃是影响与制约滨海地域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四个核心要素。以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以及海龙王庙为中心形成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本质上是"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滨海地域的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乃是海陆因素兼具的文化。     

唐代金银器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特点

金银器是指以金银为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物。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银器泛指用金银制成的一切物品;狭义的金银器是指用金银制作的器皿和饰物。人们通常所说的金银器,多是狭义的金银器。虽然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出现在时间上晚于玉石器、陶器、铜器并长期受制于上述艺     

曲回寺金银器考释

曲回寺位于山西省灵丘县城南75公里处三楼乡曲回寺村,其地势背倚旗叶山,面对阎背岭,独峪河水自东向西蜿蜒曲回、淙淙流过,自然风光迷人。传说,早在一千多年前唐朝皇帝去五台山敬佛,返回就在此地住宿,发现这里山青水秀,景观别致,就吩咐随从在此处修建行宫。但风水先生看后认为这里的地形是“九龙下岗,卧虎回头”,只能建寺不宜建宫,后来,还是皇帝赐银修建了这座寺院。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蓬庵所作《曲回寺碑记》载,曲回寺,肇自大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由慧感大师奉诏创建,至今已有1270多年的历史。遗址原有山门、钟鼓楼、过殿、大雄宝殿,南北…     

唐代金银器考究

大唐帝国（618—907年）建立后,国力日益强盛。受大唐繁荣景象的吸引,海外各国人士纷至沓来,他们从宗教、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吸取大唐的文化营养,同时外来文化也在不断地丰富着大唐的文化．使大唐社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在这种背景下,本国和外来的各种要素的融合,形成了国际化的唐文化。     

中国寺院金银器

##正##佛教遗物中有一个奇怪而又未经详细解释的现象:佛教主张“少欲知足”,寺院中却有大量奢华珍贵的财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背后必有观念支撑和社会原因。于是,讨论佛教物质文化“最重要的观念不是少欲知足,更不是一切皆空,反而是庄严具足及其相关的功德观念。无论是描述佛教艺术品的文献还是艺术品本身,信徒所追求的     

唐代金银器拾零

唐代金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唐代统治者认为使用黄金饮食器,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效应,所以有唐一代金银器制造业很发达。制造部门分“行作”、“官作”两类,而以后者为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其质量较官营手工业差。官作即指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后,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的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宦官为文思使,为诸内司之一。陕西为唐代金银器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尤以西安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为著名,其中许多器物寓于历史故事,或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风貌。今撮其要者简述于后。     

汉唐饮食生活研究的拓荒之作——读《汉唐饮食文化史》

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饮食文化也是一幅艳丽多彩的图景：这一时期我国确立了一日三餐的饮食制度,人们开始饮用茶叶,酒类品种增多,豆制品日益普及,特别是与域外饮食文化...     

西夏金银器概述

西夏的金银器生产,主要出现在其建国以后。隋唐时期,党项族的生产、制作技术还很落后,除了简单的毛、皮加工外,其它手工业都很不发达,时常感到自己的“器械钝苦”,在他们利用“劲马善羊”和汉族商人交换铠甲弓矢,充实和改良武器的同时,贵族们对各种     

西安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

2002年春,西安市公安部门移交给文物部门唐代金银器等文物共27件,据调查这批金银器在长安区祝村乡羊村唐墓出土,现整理介绍如下: (1)银杯,通高9.5、口径13.6、足径6.2厘米,重464克。敞口,唇外卷,深腹,下弧形     

唐代镂空刻花涂金银香球及其西传

上世纪后半叶西安郊区出土四批八件银香球,其内部结构设计奇巧,设计原理与现代陀螺仪中的万向支架相同。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金属匠师对唐代香球进行了非常精确的仿制。13-15,世纪香球及其制造技术西传欧洲,对其时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山国王金银器赏析

中山国是我国战国时期燕、赵、齐、楚、魏、韩、秦七雄之外的又一强国,位于今河北省的中部,其南、西、西北部与赵国为邻,北部与燕国接壤,东郜连接齐国的领土,被赵武灵王称作“腹地”之地。它虽然只是面积“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却能长期纵横捭阖于大国之间,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金上京出土的金银器看金代都城的商业经济

20世纪70～80年代,金上京都城遗址及周边墓葬群出土了一批金银器,从器物的种类、样式、铭文中可以窥见金代初期古都城市的经济面貌和社会生活状况。     

何家村窖藏所见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述略

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涉及金银器制作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能够系统反映唐代金银冶炼和金银器成形、修整、连接、装饰等全部工艺流程,包括冶炼环节的“灰吹法”工艺,成形环节的范铸、捶揲、锻打、闪打工艺,修整环节的切削、镟活、打磨工艺,连接环节的焊接、贴焊、卡合工艺,装饰环节的捶揲、錾刻、线刻、镂空、鎏金、花丝、编结、金珠焊缀、金筐宝钿、金镶玛瑙、金包玉工艺等,是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全面体现。     

论辽代金银器

内蒙古地区,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映在这些方面的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其中,金银器最能体现辽代至高的政治权力、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多姿的文化现象。辽代金银器中包含的因素很多,既有本民族的风格,又融合了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唐宋金银器的特征,并受到了中亚、西亚文化的影响,在中国金银器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徐州出土汉墓玉器的分类

对徐州有影响的汉墓出土玉器进行分类及功用上的论述,打破过去单一从功能或造型的分类法,而是运用以功能用途和造型规律相结合的分类方法。这样分类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玉器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徐州两汉文化提供了系统的实物论据。     

明代金银首饰图说

金累丝凤簪（图1）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①凤簪为一对。其一通长23．5厘米,重95克;其一通长24厘米,重94．6克。它的制作,是先把撮好的花丝按照凤凰部位的不同而掐成不同的花式,复用边丝掐出翅膀、尾羽的形状与轮廓,继用各种小卷丝分别在轮廓内平填。凤身系堆垒成型,凤首则用两枚金片打造成形,然后扣合为一。     

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

本文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认为金代的金、银牌并非承接唐宋制度,而是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吸收中原文化的结果,即对中原符制的简化.     

评《汉唐方志辑佚》

方志之修,始于东汉。至隋唐间,天下州郡修图经已渐成制度。德宗建中前,各州图三年一送职方司,建中元年,改为五年一造送（见《唐会要》卷五九）。五代乱世,仍相沿不改,要求逢闰年州县各进图经,“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五代会要》卷一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汉魏至五代近千年间,地记图经之,当不少于数千种,见于载录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流传至今,相对完整的仅有《华阳国志》、《吴地记》等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