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西境内难民的安置及其由此所付出的代价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的难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数量应将战时广西增加的人口与死亡、失踪的人口结合起来进行判断.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安置和救济难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民族的抗日斗争.但是由于缺乏紧急救济的社会机制,难民的安置及救济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承担,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另外,由于当时的工作立足点是救急而不是为了实现生产性安置,难民的处境始终非常艰难,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广西举行印支难民问题研讨会

1987年10月27日至29日,广西华侨历史学会和广西印度支那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为期3天的印支难民问题学术研讨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云南省国际问题研究所、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广西侨务办公室、广西印支难民安置办公室等单位的侨史工作者与侨务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就印支难民产生的原     

国际难民机制与战后初期全球难民治理——以“国际难民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的爆发造成全球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积极探索。国际难民组织作为联合国处理难民问题的专门机构应运而生,通过与各国政府、社团组织开展合作与互动,共同致力于战后国际难民问题的解决。该组织重点从难民的照护、失踪人员追踪、法律和政治保护等领域出发,参与到国际难民保护实践当中。同时,该组织通过遣返、重新安置以及本地安置等方式积极推动难民安置目标的达成。作为联合国对于战后难民问题的制度化回应,国际难民组织的实践本身体现了持不同立场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逐渐显现出各国的合作意愿与冷战现实之间的矛盾。随着冷战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开启,国际难民问题日趋复杂且出现新变化,联合国难民署的成立标志着全球难民治理进入新的阶段。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1971年印巴危机期间美国的难民政策与美印在难民问题上的角力

1971年印巴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危机期间,因受东巴内战与印巴冲突的双重影响,大量东巴居民逃往印度,沦为难民。东巴难民持续涌入印度不仅是东巴危机转变为印巴危机的主要诱因,同时也是导致南亚持续紧张、敌对氛围难以消解的重要根源。为妥善解决难民问题,美国积极谋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意图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化解危机。但是美国采取的积极措施并未减缓危机冲突的不断升级。在处理难民问题的过程中,美巴政策协调趋于一致,而印度与美巴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却渐行渐远。归根究底,是否应该在难民问题上附加最终促成东巴独立的政治条件是美巴与印度的根本分歧所在。而这一根本分歧的悬而未决最终成为引爆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导火索。     

阿富汗难民:历史、现状及影响

阿富汗难民主要由三股难民潮造成,当前仍有数量众多的阿富汗难民滞留在国外.自塔利班政权倒台后,阿富汗难民的遣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这体现出在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阿富汗难民问题的冷漠.阿富汗难民问题不仅会影响到阿富汗的重建,还会影响到阿富汗的对外关系,且难民营有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地、输出地的趋势,这是国际社会必须要认真对待的.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张丽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但又研究甚少的问题。本文拟对当时难民的数量及其构成、难民入港后的境遇、香港方面对难民的态度以及难民潮对香港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一难民入港的基本情况七七事变后...     

"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与遣送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无数难民流离失所。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纷纷设立机构开展难民工作。它们开办收容所收容难民,并克服重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将难民分批遣送回原籍,力图给予妥善安置。这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

救济难民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组织难民参加垦荒、进行生产自救是这项工作中的一项富有积极意义的措施。它既是解决难民生计问题的需要,也是坚持长期抗战的需要,我国政府和社会广大民众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研究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垦荒问题对于全面了解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努力和斗争有着重     

威尔逊视角下的劫后南京栖霞山——兼论辛德贝格与“威尔逊栖霞山之行”

1938年3月8—10日,金陵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带着一些手术器械和材料,前往栖霞山休假,实际上也是一次巡诊。他目睹了栖霞山劫后景象,所见所闻印证了此前中外人士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载。威尔逊去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小医院,并为栖霞寺难民提供医疗咨询。这也是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前,联手威尔逊,为栖霞山难民们实施的又一项人道救助。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是导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以缓解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     

浅析两次淞沪抗战时期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对难民的救助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史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难民状况、难民遣返、难童教养及慈善组织等专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外文史料发掘较少。本文结合原始法文档案与中文资料,运用中外文献互证的"双重证据"方法,分析了19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即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国民政府无力施展有效救助的特殊时期,其行为客观上对难民起到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本文将近代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与天主教会策略、法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紧密连接起来,以当代历史视角研究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宗教和国际政治问题。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的行业分布及特点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四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较低,经营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抱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种植业、矿业、百货业、侨汇业等。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中的许多商人还曾是东南亚各地广西会馆、商会的创办者或重要执掌人,是近代广西华侨商人中的代表性群体之一。     

论香港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的缘起

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长期困扰香港之原因,可运用“推拉理论”做一解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及其后来的败退,越南新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及越南当局为牟利而参与实质上的“难民贸易”活动等,成为难民流动的推力因素;而香港宽容的难民政策、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西方媒体的信息诱导等因素,成为吸引难民外流的拉力因素。     

中国劳动协会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有关函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中国大地民生凋敝。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国民政府的难民救助工作由混乱逐渐清晰,由单纯的难民收容逐渐转向集难民安置、难民教育与实业抗战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本组史料即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等人为安置难民、倡导生产、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的有关文书。     

清代琉球漂风难民物品处置考

正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海交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而作为中外交往的特殊现象——漂风难民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受到了中外史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均发表了不少中琉漂风难民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台湾学者刘序枫,他主要致力于研究环中国海域的漂风难民问题,以此来剖析当时的国际关系,其《清末东亚变局与琉中日关系——以漂流民的遣返问题为中心》一文通过难民救助这一视角,对晚晴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难民的疏散与救助

受“焦土政策”和“间谍恐惧症”的影响,一战期间俄国疏散了大量难民。大规模疏散难民不仅使前线附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而且使本已严重赤字的战时俄国财政雪上加霜,造成了粮食、住房、交通、公共卫生等多重危机。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疏散和救助难民采取了多项措施,在疏散途中为难民提供了基本的食品和医疗救治,多数难民在较短时间内被疏散到了后方。政府层面有关难民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隶属于内务部的难民安置特别会议,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塔季扬娜委员会、全俄地方自治联盟、全俄城市联盟以及民族救助组织等。然而,短时间内难民人数的激增给疏散和救助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难民疏散和救助常常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难民疏散和救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疏散难民的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缺少组织性和计划性以及疏散途中医疗卫生条件欠佳所导致的传染病泛滥。     

民族苦难的历史再现和反思——评抗战史研究新著《苦难的人流》

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又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自然对有关中国抗战的著作极为关注。在最近读过的新书中,孙艳魁著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谓难民,就是指那些由于战争、灾害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原因,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有战争就会有难民,这是几千年来一直在无情地重复着的苦难事实,抗日战争自然也不例外。这是本来应该得到人们高度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难民的产生?难民们是如何流浪的,流浪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作为人     

湖北省运送难民办法

一、本省运送难民除遵照行政院颁布之非常时期运送难民办法及运送难民应注意事项办理外,并依照本办法办理.二、运送难民以车船运送为原则,如车船不敷支配,得斟酌情形督饬步行,其不能步行之老弱妇女,应暂设法收容,相机运送.     

近代天津城市贫民阶层的形成及其时代性原因

城市贫民古已有之,但是传统时代的城市贫民以城市自身析离出来的贫困群体为主,近代城市贫民的来源显然迥异于传统时代。以天津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贫民阶层,这一阶层不仅包含城市自身析离出来的失业、无业者,还包含大量入城的农民、灾民、难民、兵匪,以及一些外籍贫民等。这一方面源于近代社会变迁中,城乡背离化发展的结构性原因,另一方面与近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及保障制度的残缺密切相关。此外,天津城市本身还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