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李子文现代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文化的改造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方式。＂整理国故＂就是五四时期人们企图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努力,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经验。...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学术界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学术界以他们的专业知识积极服务于民族复兴。首先,他们对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其次,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对国人最为关心的"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复兴案例,还是从其他国家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华民族都能够实现复兴。复次,他们认为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和树立民族的自信心。为帮助国人恢复和树立民族自信心,他们积极从事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主张对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进行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与教育的西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整理国故”与“全盘西化”看胡适

在民国时期这样一个承古启今的复杂而特殊时代,对于像胡适此类既受过传统封建教育又受过新教育甚至出国留学接触过更多西学的人来说,其思想更多的体现出复杂性。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战士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而发展的时代,他复杂的思想和经历,是旧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诸多矛盾发展的产物。本文仅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这两个切入点对胡适先生的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述。     

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学术界对历史教育于民族复兴之意义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讨论的问题之一。基于历史于国家和民族之重要性的认识,学术界特别强调历史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原动力"或"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就历史教育怎样为民族复兴服务,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历史教育的培养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功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     

“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笔谈

<正>【编者按】民间文书的大量发现和利用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的重要成就之一,有力推动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研究的拓展,催生了"敦煌学"、"徽学"等重要研究领域。有关民间文书的整理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期,本刊组织了一组关于"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的笔谈,一些从事相关领     

勿忘历史 珍惜和平——忆沦陷时期的黑龙江抗战戏剧活动

在全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我们在此来回顾抗日战争的生动历史,用以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黑龙江当年戏剧界的抗日爱国活动录于笔下,以兹纪念.     

“九一八事变”不能改称“九一八战争”

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10时许,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东北关东军第二师团和铁道守备队突然起兵,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及沈阳城发动攻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近年来,有人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最早提出"九一八事变"一词,我们已被欺骗了70多年,仍沿用、重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和语",现在不要再上当了.他们认为"九一八"不是事变,是侵略战争,应将"九一八事变"改称为"九一八战争",并要求媒体也如此宣传并正式使用"九一八战争"一词.其实,"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名称,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武力侵略和占领沈阳城之后立刻形成的,它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郑和”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极好教材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从小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韩国学界伪满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成果——读尹辉铎著《满洲国:殖民地想象所孕育的“复合民族国家”》

所谓"民族协和"与"王道政治"不仅是日本扶植伪满政权时的所谓"建国理念",更是当时"协和会"所标榜的两大"指导理念"①,即当时"作为满洲的主要民族,一般指日、鲜、汉、满、蒙各民族",要"以指导民族为中心,团结其他民族,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完成".②直到日伪统治覆亡30多年之后,曾经直接参与炮制伪满政权工作的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仍在不遗余力地宣扬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揭示‘王道乐土’与‘民族协和’高度理想的人道主义的体现"③,曾在伪满政权末期任总务厅长的古海忠之也自诩"在侵略与殖民地化万能的时代,试图在满洲地方建设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是日本民族的骄傲".④由此可见,如何揭穿伪满时期所谓"民族协和"的虚伪本质,不仅是关系到揭示东北沦陷14年历史真相的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直接关系到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历史行径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论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主张的实质

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日本学者将北一辉美化成了"解放亚洲"的"英雄",美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关于北一辉的研究相对薄弱,大多数研究只是在论述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时简单涉及,因而无法形成对海外右翼观点的有力批判。本文①通过论证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主张,深入阐明他的亚洲战略是谋求日本霸权的侵略论和对东亚国际关系现实的歪曲反映,因此他绝非"解放亚洲"的"英雄"。     

日本“516”毒气部队及其遗址保护的思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达到快速占领中国的目的,在齐齐哈尔建立了代号为"516"的化学毒气部队,用以研制化学武器。遗留至今的化学毒气依然对人们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516"毒气部队遗址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罪证。如何对待历史问题,正确认识历史,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历史的认识,考验着一个民族的良知。保护战争遗址是为了纪念战争,为了世界不再爆发战争,铭记历史,不让历史悲剧重演。"516"毒气部队遗址应当成为人们珍爱和平的纪念地,而不是仇恨的延续。战争的销烟已经过去,中日两国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汲取战争教训。     

民族、疆域问题与中国通史编纂——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之特色

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