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日本战时国民动员与战争纪念活动:“圣战”话语下的七七纪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国民精神动员与战争宣传的需求下,战争的始作俑者日本展开了以"支那事变周年纪念"为名的七七纪念活动,通过创造以"圣战"理念为核心的话语宣扬战争的正当性,以获取国民对战争的持续支持。以七七纪念为载体的精神动员,在"圣战"话语的支配下成为凝聚与鼓动人心、为国民提供精神慰藉的重要活动与手段,同时也造成日本国民缺乏对战争残酷性与加害行为的偏颇认识与反思障碍,为战后不能彻底正视战争责任提供了历史基础。     

“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

通过设立纪念节来纪念五四运动,是政府、社会各界传承"五四"记忆的重要途径。1939年,国共双方共同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1942年国民党中央又宣布五四"非青年节",1943年三民主义青年团另选3月29日为"青年节",文艺界则于次年定5月4日为"文艺节",并得到国民党官方默认。在五四节日设定和变更过程中,国民党试图通过更换"青年节"来压制青年对五四的纪念,构建对"国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继承,打造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五四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为发动民众投身到争民主、反内战等政治斗争中寻找历史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述论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即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改革开放后,每当抗战胜利纪念日,尤其"逢十"纪念之期,国家和社会均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等。抗战胜利纪念的社会功能包括:第一,铭记历史事实,宣传国耻记忆、抗争历史、和平经验;第二,进行政治动员,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献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第三,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第四,协调各方关系,中国与世界、大陆与港澳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纪念七七事变”的提法不准确

在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中,经常看到“纪念七七事变”这样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不恰当。原因是:“七七”事变和“七七”抗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七七”事变,主要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卢沟桥,开始了其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反侵略战争。它包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两个斗争方面。     

台北举行纪念“七七抗战”60周年学术研讨会

台北举行纪念“七七抗战”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年７月１８日—２０日,台北举行了一次纪念“七七抗战”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是由台湾地区中国历史学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联合大学历史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协办,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学者...     

第三方压力下的殖民——日军在南京建立殖民统治面临的外国因素及其影响

正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当时即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作序,指出: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能性已经不大,今后当转往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中国的抗战经济"。"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因此,他号召大家"研究沦陷区"~(2)。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解读

政权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前提",执政为民"表明了我党执政权力的公众认可,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建构。依法行政是"执政为民"在制度的安排,是"执政为民"最终的落脚点。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

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讨袁“护国军”定名之由来

正中国近代史上,曾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纪念1915年是日云南率全国之先首举义旗,反对帝制,拥护共和,誓师讨袁。但讨袁之师定名为"护国军"的由来,几十年来曾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护国军"之定名是由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活动述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因此在全会召开的纪念日,党和国家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经历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从不定期到定期、从全会的周年纪念到与庆祝改革开放合一的演变过程,纪念形式主要包括召开纪念大会、理论研讨会、座谈会,刊发纪念文章,展示伟大成就和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等,旨在借助纪念活动发挥铭记历史、进行政治动员、塑造国家形象、消解现实难题等诸多社会功能。     

道一声感谢

正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决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为配合此次纪念活动,《武汉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特刊",旨在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伟业,学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精神,激励广大市民在新的历史征途中,埋头苦干,砥砺奋进,践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以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为例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沧州百位“革命母亲”风采录

<正>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为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河北省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联合沧州市老促会妇委会、沧州市妇联共同举办"沧州百位革命母亲风采录"大型图片展,将镜头对准了百余位"革命母亲"。这些"革命母亲",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为革命做出特殊贡献且至今还生     

“明清鼎革”与天下国家

正在传统中国史学观中,明清两朝的政权更迭,不过是因循旧例的朝代变更。在此之前,同样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元政权,也以同样的武力征服方式进入到中国历史的政治图谱中。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明清鼎革并无太多特殊。但如果我们细究清朝的崛起,特别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他创建的大清,是一个容纳满、蒙、汉的"天下国家"。而此时山海关内的明朝和中原,是其天下国家的一个部分。     

16至19世纪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之比较研究

16至19世纪,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思想界关于统治秩序和统治体制变革诸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时间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对幕藩体制提出质疑,并围绕"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而同时期的中国其"政体改革"声音则较微弱,两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在体制变革路向的问题上,日本的"政体变易"思想并非简单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其实质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制的转变。而同时期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则启动较晚,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不同趋向的演进,对中日两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不同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