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礼仪制度管窥——以鲁荒王墓出土文物为例

明朝在元末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立国,明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中国之礼变易几近""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之弊,力图革除元代"胡礼",恢复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格外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甫一即位便着手大范围的礼制变革。不过由于建国时间较短,礼制实践的基础不足,直到洪武末年,明朝国家礼制的主体才趋于完备和定型。鲁荒王朱檀是明初第一个按亲王之制埋葬的帝王贵胄,其墓及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正是明初礼制建设过程的缩影。     

金代社稷之礼再探

金代自熙宗朝开始讲求社稷之礼,至世宗大定七年方定为常祀,每岁二月、八月致祭。章宗明昌四年,又将祭祀日期固定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明昌年间还诏州县修举社稷之礼,《永乐大典》所引元代《太常集礼》中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金代州县社稷制度,以唐制为蓝本,兼采宋制,并结合本朝的实际情况加以损益而成,总体来说趋向于简便易行。金代民间社稷之祀,延续了晚唐以来的衰落趋势,政府也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只有少数地方如襄垣县立义坊,民众能够自发地倡行社稷之礼,但缺乏制度保障,难以长期延续,且不具有普遍意义。     

40年来元代礼制研究述评

正13世纪蒙古人建立了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既执守本族文化优先的原则,同时也宽容其他文化,使元代社会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新貌。从王朝正统性和维持社会秩序双重考虑出发,元朝对汉族礼制的采纳或取舍,实际遵循的是蒙汉并用,以蒙古为主的原则。这种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形成的礼制自然显现出与唐宋辽金诸朝不同的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并加以总结。本文拟对40年来元代礼制研究的成果作一评述,以期供学界参考。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元代弓手制度初探

弓手制度作为宋金控制基层社会的统治经验被元朝继承,纳入了"祖述变通"的制度建构模式之中。元代弓手设置广泛,按规定要以百分之一的比例从百姓中选拔。实际上,由于各地治安状况的差异,弓手的选拔与这个比例并非完全一致。弓手主要职能为巡捕,其内容主要包括:巡夜禁、巡捕盗贼、监视基层民众动向等。元代弓手制度表现出一些有异于前代的突出特征,最为明显的就是由宋代的乡役转变成一种特殊的户计,反映了元代由户计制度带来的民众职业与职役的固定化。元代弓手在职能运行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表现出一些元朝的制度特色。元政府对其运行中出现的弊端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和完善,反映了元代国家政权对维护社会治安和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视。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明初孔庙祭祀使用塑像,至洪武十五年,南京国学祀孔改用木主,但地方府州县仍普遍使用塑像。正统至成弘间不断有士大夫提出改易孔庙塑像,均未被采纳。嘉靖九年,世宗进行孔庙改制,撤去孔子塑像,改用木主,并令天下各府州县遵行。洪武、嘉靖两朝对祭孔形象的更革各有因由,士大夫对此亦有不同的主张,但始终将孔子置于儒师、君师而非王者的地位予以尊崇,并通过祀孔以明道立教。就木主与塑像两种形式而言,前者更具抽象性的符号化意义,在礼学上较贴近古礼原初含义;后者则较接近佛、道及民间信仰之意象,远礼而近俗。祭孔形象的争论反映了儒家理念与佛、道等狭义宗教意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礼学与民俗交融互动的复杂情态,也显示出谙熟儒家政治学的士大夫在国家体制层面强调理,在基层实践层面更尊重俗。     

遵礼——春秋社会礼制运行的主旋律

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使传统礼制出现了僭礼、违礼、遵礼三种情况并存的现象。尽管春秋社会僭礼、违礼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也习惯用＂礼坏乐崩＂概括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但总体来看,遵礼仍是春秋社会礼制运行的主旋律。礼对于诸侯国的治理、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个人在社会上的安身立命,甚至春秋时代的战争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制度、经典和观念——清代礼学考证方法举例及其局限

<正>一、制度和观念之间——礼典的性质《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礼制构建是一个历时化过程,社会形态、国家权力、风俗人心的改变都会促成礼制的因革。《礼器》又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评介

赵克生著《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于201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34万字。开篇之章为导论,以明全书旨趣,又分上、中、下三编,即“国家礼制与与明代宫廷”、“国家礼制与明代官僚阶层”、“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三个主题,每一主题取三、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皆以礼制为题眼。     

洪武十年前后的祭礼改制初探--以郊、庙、社稷礼为中心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1377年)前后对郊、庙、社稷等国家祭礼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呈现出由“分”到“合”,由“繁”变“简”的趋势。洪武改制除了有关郊、庙礼制的具体原因,还反映了太祖尚本重质、礼文从简的思想及垂宪后代的祖宗心态。     

从曾侯乙墓编钟看东周时期礼乐文化

礼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人制礼作乐,以五声八音为乐,将礼制与乐制相结合,通过礼乐进一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整合,将其制度化与程序化,并与宗法分封制相辅相成,形成一套完备的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系。编钟作为周代礼乐制度重要的物化形式之一,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出周代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模式和普遍社会思想理念,进一步揭示两周礼乐文化的演变。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正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春秋是先秦礼制最健全之时期,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传统观点应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既有秩序,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