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重内轻的晚清庚子年

正1900年这个庚子年对晚清王朝注定非同寻常。列强干涉慈禧"己亥建储"和"归政光绪"等,使执掌王朝最高权力的慈禧雌威暴怒,对列强十一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率光绪帝等仓皇"西狩"。可是,在接到朝廷向列强开战的谕旨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封疆大吏,不仅没有遵旨执行,反而与西方列强签订《东南互保章程》,明确东南各省在不丧失主权、治权的前提下,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曾是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慈禧太后和朝臣为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希望举行乡试。而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尽管张百熙在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支持下,激烈奏驳东南督抚,力主辛丑乡试不可再展,但刘坤一、张之洞既向清廷重申己见,又对各省串联施压,仍坚持乡试展期。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西南、西北等省按期举行乡试,东南各省展期一年,引发士绅舆论颇多争议。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

戊戌政变后,慈禧心中的“仇洋”情结不断膨胀,终于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她的行动。她一手导演的“宣战”闹剧,实质上是“己亥建储”的继续,是她在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为实现“废立”而设计的“短、平、快”战术。慈禧于“宣战”五天后表示：由于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其实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主战的内外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失陷后、她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把“肇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同时把“纵容拳匪,启衅友邦”的责任推给了“首祸王大臣”。     

“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

"康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指认对象与判分标准在戊戌政变前后都经历了复杂的流变。在变法的视野之下,"康党"最初是指康门师徒,时人判分"康党"的标准主要是康门师徒由"公羊"学而来的变法理论(时人称之为"康学"或"康教")及其结党做派;而后,随着康门师徒影响力的扩大,"康党"的指认对象逐渐向康门师徒的支持者扩张。戊戌政变后,"康党"的判分标准与指认对象再度发生变化。政变之初,政治上的"谋逆"与否,成为清廷判定是否"康党"的主要依据;而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本来被清廷判为"逆党"的"康党"却出现了与"新党"混一之势。而"康党"指涉的流变实与戊戌政局的变动有着复杂的关联。     

光绪帝位危机与外国干预

光绪与慈禧帝后矛盾的演化对晚清政局影响殊大,二者政争在1898年9月21日的戊戌政变时达到高潮。此间,慈禧以凌厉手段一举粉碎帝党集团,使皇帝成为囚徒,帝位虚设,徒有其名。其后,慈禧仍未甘心,试图稳底废黜光绪。为此,历戊戌、己亥、庚子三年,清朝出现了严     

相机审势:“东南互保”原因探析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并蔓延了中国北方地区,在南方却出现了相对平静的情形,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东南诸省督抚和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了"东南互保"条款,以此来阻止义和团的南下。本文认为这一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突兀的事件,其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出自于东南督抚和西方列强的需要,也是当时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是各方势力相机审势后"合力"的结果。     

戊戌前後诸政事（上）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的若干机密文件,揭开戊戌前後诸政事的内幕：刘坤一查办张之洞被弹劾案,容闳、李提摩太、刘鹗在戊戌前後的表现,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岳州自开通商口岸,张之洞与日本政界联手驱逐康有为出日本,奖励广东绅士“报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废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这些虽非重大的政事,但对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当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荣禄与晚清政局》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9.3万字,65元晚清重臣荣禄在甲午战争后重新崛起,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既往学界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策划戊戌政变、创办武卫军、围攻或“保护”使馆等具体问题上,对荣禄一生的事迹缺乏整体观照。由于史料过于分散,旧说先     

李瑞棻滥?巳俗锉嫖

戊戌变法中维新官僚之杰出代表,礼部尚书李端棻所涉及的滥保匪人罪及七月连续告假这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对其整个变法中历史功绩的评价。对此,我们曾在《关于李瑞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①一文提出过初步意见,本文拟再从法律角度上进一步予以探讨,并以此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戊戌政变后,定李端棻滥保匪人罪之说,渊源于胡思敬。胡思敬其人。为当时之守旧人士,政变后不久,即撰写《戊戌履霜录》一书,对戊戌变法予以抨击,影响甚大。戊戌前夜及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一再谕饬各省督抚荐举通达时务之才以堪时用。戊戌政变后,…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北大核心CSSCI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

２０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桑兵戊戌时期，在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出现过几十个学会组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变后，这些学会大都陷于停顿①。在清廷厉行党禁的高压之下，除秘密结社外，社团难以立足存身。１９０１年，新政复行，对维新事业的各种禁令大都不宣...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在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最为复杂。就相互评价来说,梁启超始终推崇严复,至少尊敬有加,而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却在戊戌政变前后反差极大。与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如一的推崇相比,严复在戊戌政变后对梁启超的攻击显得格外令人瞩目。探究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不仅可以直观两人的思想异同,而且可以深切感受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庚子事变时期中美关系若干问题补正

美国在庚子事变时扮演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它没有参加大沽之役,因此被视为调停战事的对象,在东南互保交涉过程中,表现较他国更易沟通。北京使馆被围期间,美国最早实现在京公使与外界的电报联络,其国书中对华相对缓和的表述,也被援引为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之据。事变期间,美国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稍后又有跌落,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一度显示其重要性。刘坤一、盛宣怀、余联沅等地方官员对美国特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其才干和魄力,也在沟通中美之间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当外交要冲的李鸿章之所以弃美就俄,一方面缘于其实用主义外交的机动性,另方面,也由美国对华政策的性质所决定。     

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

刘成禺笔下的"武昌假光绪案"流传甚广,情节却未必近真。本文首先是考订该案史实,进而管窥己亥、庚子之交的政局演变。认为该案属于撞骗之案,"假光绪"并无任何政治企图。之所以由"常案"升级为"奇案""巨案",主要由"建储"前后的政局大气候所致。最重要者是"建储"后,《汉报》等新党报刊为维持"反废立"的舆论热潮,有心煽惑;旧党为压制舆论而野蛮报复。政局在"新党肆于言""旧党肆于权"的交替上升中一步步恶化。     

京师大学堂并非变法失败后的唯一幸存者

最近钱耕森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一文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①。但是,贯穿该文的一个重要说法,即慈禧太后与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一举镇压了维新变法之后,很快“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的幸...     

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

戊戌前后,张之洞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团体建立起多种联系。庚子事变发生后,张氏动用既有渠道,为实现东南互保、战时交涉,积极借助日援。及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张氏又为停兵议和、保全两宫,寄望于日本之力。考察这一时期张之洞与日本的交涉关系,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知。透过张之洞对日交涉的种种表现,亦可窥见其人的尴尬处境与微妙内心。     

“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迎銮”之辨

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兴起,与之同时,东南各省与西方列强订约互保,基本维持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局面。在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上海中外官绅”（广义上包括江浙地区）季体表现异常活跃。这一群体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在何种层面上发挥了作用？在他们背后又有何种推动的力量？本文拟对此进行全面考证,并对相关的重要文献即赵凤昌所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作必要的笺释,力图在东南地方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探讨突发事件中各色人物的行为轨迹和心路历程,为理解晚清历史作一有益的注脚。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